住建部原副部长仇保兴：加大优化创新生态，提升城市动能

在7月8日举行的第九届“青岛 · 中国财富论坛”市南区专场“实施空间迭代下的财富动能激发”上，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仇保兴表示，从长远的角度看，财富是科创的成果，在优化创新生态的过程中，企业是真正的主体，也是推动科创动能不断涌现的核心和灵魂。

在科创发展之初，应该先以最低的成本使创新活络起来。仇保兴以美国硅谷为例，提到硅谷的兴起始于一大批创业者在家中或车库里创业。如果当时政策禁止车库中科创活动并进行罚款，那硅谷就不会存在。因此，科创应该就近和最低成本开始，随着思维的转变，小财富变成大财富，这就是城市动能的形成过程。

仇保兴认为，对于城市而言，区域内的科创企业聚集在一起，便形成了中观尺度的“能量团”。在这一过程中，政府要成为平台创造者，率先成为动能的创造者和提供者。“科技人员的创业自由化，科技企业集群化，产业与科技融合化，然后科创与我们的政策环境互动优化，这就像一个超级循环，每一个环节都提供了加速度，结果使动能越来越强，城市就会变得越来越繁荣。”

在仇保兴看来，青岛特别是主城区应该定位为国家的科创中心，持续优化科创生态。他提醒，科创中心能否真正成功，能否形成科创企业集群，从根本上取决于是否尊重、爱护和吸引人才，因为财富是由人才创造出来的，人才始终是优化创新生态的主体。

以下为部分发言实录：

仇保兴：尊敬的来宾、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我们齐聚在这里，讨论城市的动能和财富，这与科创密不可分。金融、证券以及其他方法都能快速增加财富，但它们只能是科创成果的派生品，现代经济和财富的根源在于科创。城市的本质，尤其是现代城市，是将人们聚集在一起，激发头脑进行科技创新，而动能和财富正源于此。

因此，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优化创新生态，提升城市动能》。这与青岛市南区有直接关系。2020年9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指出：“我国拥有数量众多的科技工作者、规模庞大的研发投入，初步具备了在一些领域同国际先进水平同台竞争的条件，关键是要改善科技创新生态，激发创新创造活力，给广大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搭建施展才华的舞台，让科技创新成果源源不断涌现出来。”总书记强调关键要改善科技创新生态。尽管科创生态是个复杂的概念，但我们仍可以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进行解读。

微观环境是整个科创生态体系的“元细胞”，微观环境优化会直接激发科创者的灵感发挥，否则就会窒息创造力。从创新生态体系的微观尺度来看，主要指的是科创活动的自由度，具体可分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科创成果转化自由——突出的例子就是“西南交大九条”。作为我国科创领域的“小岗村”，地处成都的西南交通大学提出的“西南交大九条”实现了3个转变：一是将职务科技发明成果从过去“纯粹国有”变为“国家和个人混合所有”，学校代表国家占三成，职务发明牵头人和团队占七成；二是把过去科技成果的“先转化、后确权”变为“先确权，后转化”；三是将过去成果转化后科研人员的“被奖励权”变成转化前的“期权激励”。这就意味着科创人员的职务发明或者他的研究贡献，可在事先就确定发明归属和比例，不需要像过去为了能多分得一些科研成果比例，教授们乃至院士都得围着学校财务处、科研处转，而现在科创成果转化后只要交足国家的三成，剩下的七成都属于团队，这大大激发了科创人员的积极性，同时也大大减少了科创过程和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剩余价值分配方面的不确定性。

第二，微空间使用自由，值得一提的是麻省理工学院20号楼。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20号楼始建于1943年，是二战时期美国军方为获得急需的军事科学技术支持而建造的规模达3万多平方米的临时建筑。这座原本计划于二战结束后就拆除的“临时建筑”由于校方放任科技人员在其中自由作业，任何人都可以随意打洞、布线、开窗、改装等自由发挥，使其成为了科创人员研究实验的天堂，直到半个世纪后才拆除重建。在这座3万多平方米的一个临时建筑中，高峰期集中了美国几乎1/3的优秀物理学家。原来建筑寿命设定只有15年，但是由于麻省理工学院的教师们太喜欢了，结果一直拖到了40多年后的1998年，大楼实在破败不堪已成危楼才被拆除。经过统计，在此期间产生了9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50多位美国科学院的院士、数千项重大科创成果，因此这座临时建筑也被誉为“拥有独特的灵魂，能够激发人的创造力的大楼”。为纪念这座原来的20号楼，后来建造的大楼特地建成了与传统建筑区别很大的不规则形态。科创空间的自由度的重要性即在此得到体现。

第三，科创用地调整的自由——深圳科创综合用地和浙江特色小镇的启示。众所周知，科技人员和科创企业需要多样化的空间资源，今天的某一类型的土地使用模式不意味明天可以继续延用，现代的科技迭代速度非常快，而且每一次迭代都有可能是颠覆性的创新。在这种趋势下，中小企业对设备、人员、用地性质使用也需要不断的及时变更，但是旧的土地使用模式严重限制了这些科创企业对科研用地更新需要。为创新提供较自由的土地使用模式，深圳出台了“科创综合用地”的概念，即在一个平方公里或者更小的范围内，把某块地划定为科创综合用地，允许科创企业和科研团队展开多变的经营活动，比如规定这块土地范围内房地产开发只能占10%，而且只能专供当地的科研院所员工，其余的用途则设立几条底线建立“负面清单”进行管理。与此同时，浙江省也推出类似的“特色小镇”。传统意义上，特色小镇一般都是在农村，但是浙江省提出特色小镇进入了城市，使特色小镇成为了城市内部的科创综合用地试验区，科创企业就可以像在深圳的科创综合用地那样灵活安排和利用土地资源，科创机构能够在负面清单以外自主地调整经营活动模式，这样就能为科研人员创造了最大的用地的自由度。这也是两个地区高科技企业勃发，而且中小企业领先于全国的奥秘之一。

第四，初创主体设立和活动的自由——美国硅谷车库的启示。尽管美国硅谷科创企业所创造的巨量GDP几乎相当于世界排名前20的国家，但是这些如今已发展成科技巨头的企业其中大多数在起始创业阶段往往都起步于不起眼的住宅车库。例如引领科技潮流的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即是在车库开始的创业。我们可设想一下，如果当地的法律非常严明，严令禁止在车库内开展创业活动，创业创新必须在专门的创业场所进行，我相信这些硅谷的大企业很可能有一大半没法诞生和成长。

从创新生态体系的中观尺度来看，中观尺度是由许多相关联的企业构成的企业集群（cluster）来决定的，但是我们的许多政策文本上经常讲的是产业集群，产业集群与企业集群在语词解释方面有着明显的区别。“产业集群”是从政府的视角来看待在地理空间上的企业集聚体，但“企业集群”的定义是以中小企业作为主体，在经历了复杂的相互作用和开放代谢循环后于某个地理空间上的聚集体，中小企业由于知识和技能溢出、相互之间的利益交织和共享便利性等“好处”，使得企业在地理空间上聚在一起。这种企业集群就是由企业作为主体聚集“生成”的。20多年前我写了一本“小企业集群研究”的书，在书中我有两个预言：一是深圳的科创未来能比肩上海。20年前深圳的科创成果只有上海的1/3，科技的投入也只有1/3，但是20年后深圳的科创成果在许多方面已经领先于上海；二是台湾地区的半导体会领先全球。当时台湾地区的半导体产业实际上尚处于萌芽期，而日本、美国、德国等则非常强大，但这些国家的半导体产业是大企业为主的，而台湾地区半导体则是集群作战。同样参加一个国际半导体展览会，需求方向日本、美国这些大企业提出新集成电路的订货需求，大企业说一两年以后可以满足要求。但是台湾的半导体企业由于体量小转身快，客户只需要把要求写明白，当天就能把新半导体产品技术指标发回到台湾，集群中的其它半导体有关的小企业家会聚在一起，每个企业各分担一项新技术研发，日夜开展创新，因此往往能在这个展览会还没有结束，就把新的样品寄到现场，交给客户。此种创新的过程短则只需7天时间，长的只有10天时间，与大企业长达一年两年的创新期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小企业集群中，可以把需要攻克的创新技术分解成几十个甚至几百个组件分别由不同的企业进行攻克，不仅降低了创新的成本和风险，也大大提升了创新的速度和创新的质量。

讨论中观尺度的创新生态体系，不得不提深圳特色企业集群——华强北电子市场。华强北为何能成为当地的科创引擎，可以带动深圳科技企业快速持续的发展，从而超过了一些老牌的工业强市？华强北尽管占地只有一个平方公里左右，但是电子技术所需要的200多万种零部件都可以在这儿找到。“任何科创的成果都是对现有的成熟组件进行重新组合的结果”，这是一条基本的科创规律。美国《时代》杂志曾经提到某个硅谷科创人员的感叹：“在硅谷需要联系两个月才能凑齐的400个元器件，在华强北一天你就能全部找到”。“南有华强北，北有中关村(000931)”，这些千百万个中小企业作为创新中急需的成熟的组件、成熟的元器件的供应商在某个地理小空间上紧密地聚集在一起，而创新者则只需要对这些零部件和组件进行创新性的配套组合就可以完成“小试”阶段的研发任务。无人机领头羊“大疆”原来是在杭州起步的，但正是因为在深圳能方便找到相关的电子元部件，才决定在深圳。但对华强北和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我们的管理机构反而会有一些负面的看法，例如把它们称之为“山寨市场”或“侵犯知识产权天堂”等等。必须要承认的是，上万个中小企业同时聚集在这么几幢大楼里，难免会有一些管理上的混乱，难免会有一些创新过程中相对模糊的地方。但是科创的成果，特别是那些具有颠覆性的研发成果往往都是发生在混乱的边缘。因此我们的管理模式需要与现代科创生态体系的培育相适应，良好的创新生态体系必须有多样性十分丰富的零部件供应商和五花八门的协同企业，必须要容忍它们之间交融所产生的混乱和杂乱。

从创新生态体系的宏观尺度看，科创环境是衡量一个城市优劣的重要指标。北京作为我国科创人才的高地，集聚了相当一部分高端人才，光是在校的研究生就达到37万之多，而第二位的上海仅有16万，这样一个人才高地，它对全国都是有人才溢出性贡献的，有些人才离开北京到全国各地创新创业是正常的。北京人才为何跨界东南飞？为什么不到山东来？因为环境不行，衡量一个城市的科创环境，有三个指标非常关键：首先是营商环境，其次是人居环境，最后是政策和文化环境。这三方面是从宏观尺度衡量一个城市创新生态体系的关键。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对经济学发展进行的梳理所形成比较权威的教科书《经济学》（这本书已经出到了24版）中的论述，他在22版中提出：“城市政府应该提供足量、优质的‘公共品’来提高经济效率和人居环境”。为何政府必须提供这些公共品呢？因为存在三种市场失效的领域：一是不完全的竞争；二是外部性，负外部性指污染物，正外部性则指学校医院等；三是公共品，即私人不愿意投资，但有共享效应的供水、公园、交通等等。他又说明：公共品是指将该商品的效用拓展于他人的成本为零，而且人人可以共享。由此可见，公共品的本质是共享，童叟无欺，这就是经济学上的公共品，而且这么多年来也没有改变的结论。由此可见，城市政府应该聚焦于从宏观尺度的人居环境进行提升，使更多的企业、人才愿意到这个地方居住、生活和开展创新、创业和创造活动。对于科创机构，我们需要认识到其本身拥有的科技成果和知识就能成为一种专用的公共品。因为知识也像公共品一样是可以共享的，是有溢出效应的。在宏观尺度的创新生态体系中，有很多影响因素和很多的成分结构在其中发挥着“公共品”的共享作用。就培育此类科创公共品而言，首先应该注重的是宜创环境的创建，城市的文化和政策环境对科学技术的传播和创新成败是持包容、开放的态度，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且法治的。

在宏观尺度上助推科创生态体系的构建和生成，我们要注重体系内部两个关键的“物种”，一是“平台创造者”，即这类平台可以作为人才、资金、信息和技术的蓄水池，更多的科创者在这个科创平台内能够找到自己的“营养”，从而繁衍壮大。二是“生态工程师”，例如海洋生态系统中岩礁的生物种类比一般的海水区域要高出几百万倍，而岩礁上的珊瑚虫即是生态的工程师，它为其它生物提供了舒适的繁殖场所。这两类关键“物种”对于创新生态体系的构建是至关重要的。这两个关键物种在创新生态体系中可能是大型孵化器、科创加速器、头部企业、国家实验室，也可能是著名的理工类大学和著名科研机构，甚至可以是“ChatGPT”这样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新技术，但更重要的是在培育科创生态体系方面有所作为而且开明的当地政府。

除了各主体的关键作用，数字政府在创新生态体系中的作用也需要重视，因为政府本身就是一种创新资源的供给者和助推科创的平台。政府决策正确与否，将对创新生态体系宏观尺度的构建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如果政府决策失误，就可能破坏创新生态体系的韧性。在数字时代，一切资源都可以转变为数据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利用数字技术使其更好地成为城市公共品，例如智慧安保、智慧水务、智慧交通、园林绿化、公共医疗、公共教育、能源等等都需要借助数字化成为“开源”的平台，这些都是政府需要提供的。结合这些公共品以及“精细化网格化管理系统、一网通办放管服信息系统、公共资源信息化和城市安全核心公共品”的链接，即构成了数字政府的公共品“四梁八柱”。因此一个良好的数字政府，必然是一个开源共享的创新源泉。城市政府应该明白，政府自己要成为开源的推动者和榜样，这样一来，在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次上科技人员的创业自由化了，科技企业集群化了，产业与科技融合化了，科创与政策环境互动优化了，这就像一个超级循环，所谓超级循环就是每一个环节都能提供新动能，每一个环节都能提供加速度，结果使整体动能越来越强，城市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大，提供财富的科创成果越来越丰富，这就是财富的奥妙。

总之，青岛市特别是主城区应该将自身定位为国家的科创中心，加大力度优化科创生态。第二，需谨记科创者创新创造的自由度是科创生态“生成”的基础。第三，科创中心能否成功，尊重、爱护、吸引人才是核心战略，财富是人创造出来的，现在与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完全不一样了，人才已成为最主要的资源。最后，“容忍失败，创新光荣”应成为社会风尚，这对山东而言非常重要。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