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涛：在制度型开放过程中，需要不断提高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和风险应对能力

12月7日，由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指导，《财经》《财经智库》、财通汇主办的“2023全球财富管理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主题为“以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增长与开放”。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国家外管局国际收支司原司长管涛指出，下一步，我们需要通过制度型开放提高跨境投融资的活力。

对此，管涛从四方面进行了阐述：第一，制度型开放需要与国际上的最高标准接轨，我们需要学习、了解和熟悉国际规则。第二，目前有很多开放政策，一方面开放政策要尽量与国际最高标准接轨，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让这些开放政策真正落地。第三，我们需要通过提高立法层次，实现制度化、法治化，保障开放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透明度和可预期性。第四，在制度型开放过程中，我们需要不断提高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和风险应对能力。

另外，关于现在人民币汇率的走势问题，管涛还提及，无论是固定、浮动还是有管理浮动，都有利有弊。当前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避免汇率超调、过度涨跌偏离经济基本面水平，这可能会对经济金融稳定产生冲击。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国家外管局国际收支司原司长管涛

以下为部分发言实录：

管涛：非常高兴参加一年一度的财富管理论坛。我想结合学习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谈谈自己的体会、观察和思考。

众所周知，近年来全球化出现逆流，金融脱钩、去风险化、全球化碎片化，对于中国来讲，面临复杂严峻的安全环境，特别是外部安全环境。总书记在今年5月底专门强调，我们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金融安全又是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在开放方面是比较积极的。在金融为实体经济提供高质量服务方面强调了三个“着力”，其中第三个“着力”是着力“推进金融高质量开放，确保国家金融和经济安全”。这传递出通过开放而非封闭来促进国家安全的重要信号，也是过去40多年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经验的传承和延续。其中有具体部署，例如坚持双向开放（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制度型开放、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最后提出了两个中心建设，即上海和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等。中央金融工作会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金融工作做了重要安排。

制度型开放是金融高水平开放的重要内容。2018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我们要从要素和商品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所谓制度型开放，就是我们的开放要与国际的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接轨，这是高水平开放的一个重要内容。

根据我的观察和思考，下一步我们需要通过制度型开放提高跨境投融资的活力。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制度型开放需要与国际上的最高标准接轨，我们需要学习、了解和熟悉国际规则。特别是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了四项工作：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完善金融体系、优化金融服务、防范化解风险。加强监管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并提出了五大监管理念。然而，在加强监管中如何与国际接轨是重大课题。例如，我们习惯合规性监管，但国际上不仅有宏观审慎管理，也有微观审慎管理。我们在加强监管过程中要将国际上一些好的理念引入和落地。这样，在开放过程中才能与境外投资者形成良好的沟通，否则我们跟人家就难以对话。

第二，目前有很多开放政策。一方面，开放政策尽量与国际最高标准接轨，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让这些开放政策真正落地。例如，2018年以后加快了金融服务业开放，我们金融服务业开放已经基本上实现了负面清单清零。然而，按照易纲行长的说法，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外资机构仍然认为很多不方便。我们如何让负面清单管理和准入前国民待遇真正落地，让外资金融机构宾至如归非常重要。

第三，需要通过提高立法层次，实现开放政策的制度化、法治化，保障开放工作的连续性、稳定性、透明度和可预期性。这是吸引外资机构和长期资本来华展业兴业的关键所在。如果立法层次较低，变化波动较大，将会影响市场预期。

第四，在制度型开放过程中，需要不断提高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和风险应对能力。我们要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预警，在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的基础上不断丰富政策工具，拟定应对预案。金融开放后，跨境资本流动受市场情绪和经济、非经济因素影响，波动非常大。均衡可能可意会不可言传，资本有时过度流入，有时集中流出。这种情况下，预案比预测更重要。如果监管部门不断充实政策工具，特别应对一些不测情况，如果政府部门应对得有条不紊，政府有信心，市场就更加有信心。这样，可以避免开放政策因对某些情况的预期不足，导致大幅度波动和变化。

袁满：我想问一下管涛先生，所有跨境交易投资都离不开大形势和汇率。现在人民币汇率的走势问题也非常受大家关注。我理解管涛先生更愿意从如何评估和理解均衡给大家一些方法上的分享和建议。

管涛：目前人民币汇率处于合理均衡水平附近。然而，市场汇率不会自动稳定均衡汇率水平上，而一定是围绕均衡汇率上下波动。最近两年人民币汇率一直在调整，既有内部原因，包括疫情的影响，也有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交织，以及“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同时，还有外部环境变化。这包括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在发生深刻变化。同时，主要央行以美联储为代表，持续货币紧缩对我们造成较大溢出影响。特别是外因通过内因作用，某些时候会放大内部不利因素的冲击。去年美联储加息7次，累计加息425个基点，今年只加息四次，100个基点。去年出汇率从6块3到7块3，8个月跌10%以上，外汇市场比较平静，供求基本平衡。今年美联储加息幅度不大，次数较少，大家基本认为美联储加息已经进入尾声，对我们今年的溢出影响反而加大了。正如我们经常说的，吃饱并非最后几口才吃饱，而是逐渐累加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今年人民币汇率依然延续这种调整。如果汇率具有弹性，将有助于及时释放市场压力、避免预期积累，发挥汇率浮动吸收内外部冲击的“减震器”作用。相反，如果汇率比较僵化。那么，在某个具体水平上停留时间越长、越辛苦，市场可能会越紧张。因为不使用价格出清市场，必然使用数量手段出清市场。外资机构担心的不是汇率涨跌，而是“不可交易”的风险，用行政手段限制跨境资本流动，带来一些不便利。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注意到相关部门在传达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时，仍然强调要坚持继续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汇率政策的灵活性。当然，无论汇率是固定、浮动还是有管理浮动，都有利有弊。当前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避免汇率超调、过度涨跌偏离经济基本面水平，这可能会对经济金融稳定产生冲击。因此，相关部门频频发声并采取措施。可喜的是，我们通过前期采取的稳汇率政策措施，以及最近外部市场环境的好转和国内经济的边际改善，11月份以来人民币汇率开始企稳，从7块3毛多升到了7块2毛钱以内，中间价升到了7块1毛钱附近。

总之，汇率在市场决定的情况下有涨有跌，不会单边运动。均衡汇率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