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勇：提振消费的根本发力点在于稳定和改善人们对未来收入与财富积累的预期

　　12月18日，在腾讯新闻2025腾讯ConTech大会暨腾讯财经愿景思享年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一级教授高培勇发表了题为《对策：投资于人带动中国经济结构升级》的主旨演讲。高培勇表示，提振消费的根本发力点在于稳定和改善人们对未来收入与财富积累的预期。当前消费“量增价减”的现象，深层原因是因为就业和收入增长压力较大导致的预期转弱。因此，政策不能仅停留在短期刺激，更需通过深化制度改革，增强居民长期的消费能力。并对为何提出“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表述提出四大考量。

　　以下为高培勇演讲文字实录：

　　各位嘉宾，大家下午好！

　　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十五五”规划的建议稿，大家可以从中发现一个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全新表述，“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深刻地理解这一全新表述，有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说清楚、讲明白：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提出“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我想做出这样一个全新的表述，其中至少有几个方面的考量。

　　考量之一：这是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历史任务的要求。党的二十大确定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按照三个五年计划作出系统部署。即将过去的“十四五”，已经实现了良好开局。“十六五”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十四五”到“十六五”中间的这“十五五”五年期间，实际上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期。在这样一个关键期，必须为此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因此，四中全会提出“十五五”要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显然是支撑实现这一重要历史任务的一个关键点。

　　我们也知道，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完全是定性的要求，它还有“硬碰硬”的、标志性量化指标。所谓的量化指标，就是明确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要与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相对应。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水平，大体上是2.5万到2.6万美元。而我们目前的起点是多少？按照2024年的统计数字是1.35万美元，从1.35万美元迈向2.5万到2.6万美元，意味着10年时间要翻一番。从这个意义上讲，“十五五”已经进入到实现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倒计时阶段。这就意味着“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保持适当速度，“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是保持适当速度的一个重要安排。

　　基本考量之二：我们都知道，中国经济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去“摸更高房梁”的阶梯式递进过程。到了今天这样一个发展阶段，我们面临的一个特别需要指出的事实是，内需特别是消费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要推动经济增长，要保持经济增长在合理区间，就需要内需的拉动，就需要消费的提振。

　　基本考量之三：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于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问题和挑战做了一个富有全新意义的表述——内需不振与预期偏弱交织叠加。有必要在此基础上说一句话，内需不振和预期偏弱并非是平行关系，或并非是简单的平行关系，其中预期偏弱是源头，内需不振是现象。因此，拉动内需，推动经济增长，要从改善预期、稳定预期去入手，“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紧密结合”，显然和改善预期、稳定预期这样一个目标直接相关。

　　第四个基本考量：根据今年以来消费市场的变化情况，可以发现，在提振消费方面我们仍有相当大的空间。大家可以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今年1至10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同比增长速度的变化轨迹当中看到，5月份增长速度曾经到6.4%，此后逐步的下滑，到10月份是2.9%。这说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提升，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还有相当大的提振的空间。“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是奔着大力提振消费而去的，大力提振消费是提出“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紧密结合的重要的着力点和着重点。

　　接下来的问题是，既然是奔着提振消费而去，提振消费的发力点究竟要放在何处呢？首先要看消费需求不足的背后隐含着什么？

　　当我们围绕着大力提升消费而重点聚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变化的时候，文旅部10月20日发布的全国旅游市场变化情况，给我们提供了两个方面的统计数字。一个方面的统计数字是，今年一到三季度，全国居民出游人次增长了18%。另外一个方面的统计数字是，今年一到三季度，全国居民出游花费增长了11.5%，两个方面的数字都足以鼓舞人心，都是不小的增长速度。但是当试图“轧差”——用18%减掉11.5%时，你会发现，在出游的人次和出游的花费之间相差了6.5个百分点。这6.5个百分点能够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启示？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启示。

　　其一，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量”和“价”两个因子的乘积，表面上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变化，深入一步去追踪，会发现量在变、价也在变。但是，这两个变化当中有一个方面的变化是占主导地位的。一旦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深入一步区分量价两个因子，我们会发现它至少会有四种组合，一种组合量价齐增，第二种组合量价齐减，第三种组合量减价增，第四种组合量增价减。

　　由此我们会发现第二个启示，目前所看到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这种变化轨迹，实质上是“量增价减”的结果，或者说是在“量增价减”背景条件下所出现的变化。当你认定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依然不足的时候，它的主因是人均花费的相对减少，实际上主要不是体现在量的变化上。

　　由此得到了启示之三，为什么会出现“量增价减”背景条件下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相对不足？这主要是基于预期的变化，或者主要源于预期和信心的变化。

　　这就说明，要找准拉动内需或拉动消费的发力点，离不开预期和信心。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稿，在描绘当前经济运行当中，提到我们面临的挑战和困难的时候，用了这样一种表述——就业和收入增长压力较大。这句话值得我们深入的去思考。正是因为就业和收入压力相对较大，影响了对于未来就业和收入预期的增长，从而出现了就业和收入预期的转弱。正是因为就业和收入预期转弱了，导致了消费规模、消费结构的相应变化。正是因为消费结构和消费规模发生变化了，才会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相对不足，这是我们能看到的一条。

　　再紧接着看，围绕收入和就业的预期，往前走一步，就会发现在经济学上称之为底层逻辑的一个内容，那就是消费实质上是收入和财富积累的函数，消费规模和消费结构的变化导因于收入和财富格局的变化，而收入财富积累格局的变化，又会进一步影响人们对于收入和财富预期信心的变化。这实际上提醒我们，提振消费的发力点在于如何稳定人们对于未来收入和财富积累的预期，提振人们对于收入增长和财富积累增长的信心。

　　由此也可以进一步得出判断，当我们把拉动消费的发力点聚焦于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预期的时候，2026年甚至是今后的五年，我们至少在两个层面同时发力：一个层面是政策优化。我们围绕着大力提振消费已经出台了不少的政策，这些政策在2026年该做什么样的调整？应当指出一点，政策往往都是阶段性的，都是短期的。因此，属于政策层面的拉动消费的举措，它所着眼的是释放当期的消费潜力。财政补贴也好，贷款贴息也好，它的作用空间是如何释放当期的消费潜力，围绕着释放当期消费潜力而做充分的调整，这是一个方面的工作。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工作，那就是改革深化。改革所要聚焦的是增强长期消费的能力，最终扩大消费的需求，特别是着眼于长期扩大消费的需求。要立足于改革，通过制度变革来加以实现。

　　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越来越看得清楚，当我们把“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紧密结合，并且和当前关于政策调整、改革行动的聚焦点联系在一起加以分析的时候，会发现一个颇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紧密结合，首先是对政府支出结构调整提出了要求。就是说，政府的支出要在投资于物和用之于人的支出方面进行此减彼增的调整：减少投资于物的支出或减少用之于物的支出，而相应的增加“投资于人”的支出或“用之于人”的支出，这是一个关键点。

　　由此带来什么变化？我们可以预期，首先是公共服务性支出在全部政府支出的比重相应增长，紧跟其后的变化是，经济建设性支出占全部政府支出的比重相应的减少，它是一个此减彼增的过程。在经济建设性支出当中，用之于民生类政府投资的比重要相应的提高，其结果，就全社会或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格局而言，我们会发现它必然会带来的一个格局是，全社会消费投资结构实现优化或转型。也就是说，以政府支出结构的调整去驱动全社会消费和投资结构的转型和优化。

　　要实现这一点，它意味着我们要告别脱胎于二元体制的政府支出格局。大家观察今天的中国政府的支出结构，不能忘记我们是从计划经济年代的二元经济社会体制条件下的政府支出结构演化而来。联系它的原点，再来看今天的现实，理解起来就相对容易了。

　　关于二元经济社会体制条件下的政府支出结构，在理论界曾经有三句话的概括：

　　其一，国有制财政，那就是说财政支出的投向是以身份划界的，以身份划界就是以国有制和非国有制的性质身份划界。财政支出首先要保障国有制经济单位的需要；

　　第二，城市财政，财政支出投向是以城乡划界的，也就意味着财政支出首先要用于城市地区的保障。

　　第三，生产建设型财政。它意味着财政支出首先要用于保障经济建设方面的支出需要。这三个方面的特征，构成了我们认识当前中国财政支出结构的起点。

　　改革开放这40多年当中，实际上中国的政府支出结构一直在变化，这种变化的大致趋势是以公共财政为旗帜，围绕着公共财政体制建设而展开，我们所看到的这40多年的变化大体也有三个方面：

　　一个是由国有制财政越来越走向多种所有制财政。今天中国的财政支出结构虽然仍然是国有制优先，但是它已经从国有制拓展到多种所有制。

　　其二，由城市财政走向城乡一体化财政。今天的中国财政的支出格局虽然仍然是城市优先，但是除城市之外的广大农村区域也越来越进入它的覆盖范围之内。

　　第三，由生产建设性财政走向或逐步走向公共服务财政。我们看到中国的财政支出结构当中既有用之于生产建设方面的支出，同时也有用之于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

　　应当说，所有的这些变化都是在改革开放40多年来公共财政的旗帜下所发生的。对于今天而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站在公共财政建设成果的肩膀上继续前行，这种继续前行需要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也就是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支出此减彼增。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要跟大家交代一种说法，有不少人认为可以不做人为的调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我们也终归会走向这一步，它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演化过程。但是，就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而言，就今天我们要实现的历史任务而言，必须说清一件事，不能满足、不能坐等财政支出结构的自然变化，而必须主动作为，实现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支出的此减彼增。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实际上是一场深刻的资源配置方式变革，或者说是一种制度变革。

　　这种变革至少涉及几个方面。

　　其一，钱从何处来？钱往何处去？要实现投资于物的支出的相应减少而投资于人的支出的相应增加，钱从何来？特别是要增加投资于人的支出，从哪个地方去找到它的财源？我们实际上面临两个方面的调整，一方面是存量调整，在支出结构上实现此减彼增，可以腾挪出相应的资金；另一是增量调整。从赤字财源方面，要把更多的通过赤字筹措的财源用向于人，投资于人。不要小看这种调整，按照我们当前的财政赤字的总量，如果其中能够拿出一定的比例投资于人，也是一个不小的增量。接下来，钱往何处去？投资于人的规模和比重的增加，意味着我们要向公共财政全面转型。四中全会建议稿当中专门有两个提法，一个是要增加公共服务性支出的比重，第二个提法是增加民生类投资的比重。关键是把这两个方面的事情落实好，这就需要制度的变革。

　　第二，要校正同主要用于人的方面支出相关的两个制度：一个是社会保障制度，另外一个是转移支付制度。

　　目前的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制度在几个方面是存在着短板弱项的。

　　一个方面的短板，它的覆盖范围是有选择的，而非全面的。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说城市和农村在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上还存在着差别，有必要调整。

　　另一方面的短板弱项，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的待遇还是有薄有厚，而非一视同仁的。这突出体现在国有制和非国有制单位职工、编制内职工和编制外人员之间的差别上。

　　第三，用于公共服务的资金是相对不足的。这突出体现在整个的财政支出是倾向于投资于物，而相应忽略投资于人的，或者说倒过来讲是投资于物的支出偏多，而投资于人的支出相对偏少，所以才会提出要让更多的资源投资于人。

　　第四个方面的短板弱项，就是它的再分配功能还是不够显著的。从总体上讲，我们距离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还相对遥远。

　　因此，建立现代意义的社会保障制度，现代意义的转移支付制度是非常重要的。它的基本目标是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逐步的缩小乃至消除城乡差异，让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全面覆盖所有领域；其二，逐步的缩小乃至消除身份差异，让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无差别，适用全体人民。

　　围绕这两个方面的改革事项，在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的机制现代化方面，当前至少有三个方面的事情需要抓紧安排推进。

　　第一，加快实现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这里的含义，就是要减少经济建设性支出，增加社会福利性的支出，腾挪更多的资源投资于人。这显然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第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实现基本养老全国统筹和社会保险法定人数的全覆盖。

　　第三个方面的举措，就是加大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的力度，要区别城乡低保人员特殊困难群体，低收入家庭，实现省级行政区域社会救助的均等化目标。

　　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瞄准2035年也就是10年之后这样一个时间节点，通过建立现代社保制度，现代转移支付制度，全面增强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让公共服务的阳光无差别普照全体人民。

　　与此同时，还要注意到要瞄准另外一个目标，有为政府更好发挥作用。我们对于有为政府讨论的很多，对于政府更好发挥作用也讨论得很多，在那样一个基础上，有必要特别明确一点，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当中，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和现代转移支付制度，全面增强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是有为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核心事项。在这个过程当中，实现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实现社会消费投资结构的全面转型。

　　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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