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中共一大有何渊源？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重大事件中，毛泽东的创始人身份为人所津津乐道。然而，历史叙述同历史现场之间总是存在一定的距离，如在中共一大的研究中就存在若干与毛泽东相关的热点话题。这里拟对这些话题一一盘点，力争撇清争议，正本清源，达成共识。

一

毛泽东参加中共一大时的身份

《炎黄春秋》杂志2009年第10期发表《毛泽东入党年月考》的文章，随后“炎黄春秋网”发表《孤证不立——也说毛泽东的入党时间问题》（以下简称“《也说》一文”）。作者对毛泽东自己填写的入党时间是1920年提出质疑，并且仅仅根据对《李达评传》一书作者的采访及《李达评传》一书的内容就得出“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当时还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长沙有无共产主义小组或可存疑”，“因而可以这样认为：毛、何二人是参加一大后才成为党员的”之结论。这一结论颠覆人们的常规认知，造成较大影响，因此要做进一步论证。党史学者陈述通过查阅有关公开的史料，回答了对毛泽东1920年入党的质疑。

（一）“湖南有共产党组织”无疑。《也说》一文作者以《李达评传》中的说法及他采访《李达评传》作者的说法为依据，得出“长沙有无共产党小组或可存疑”的质疑。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先看看李达写的《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中的说法：1920年，“这个组织（共产党）发起后，由陈独秀、李汉俊找关系”。“在湖南由毛泽东同志负责。”在《李达文集》第4卷中，1949年李达谈到陈独秀等在上海发起成立共产党时说：“首先决议，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另外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S.Y.）。于是由陈独秀函约李大钊在北平组织……毛泽东在长沙组织。”李达在《七一回忆》一文中说得更明确：“一九二〇年八月，陈独秀等7人在上海发起了中国共产党。这个党的发起组，邀约北京的李大钊同志、武汉的董必武同志、长沙的毛泽东同志、济南的王烬〔尽〕美同志等，分别在各地成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此外还邀约广州、东京、巴黎在当时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也发起了中国共产党。截至一九二一年六月为止，共有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东京、巴黎8个中国共产党发起组。”这3篇文稿都是当事人李达生前公开发表的回忆，可信度应该比《也说》作者采访《李达评传》一书作者的间接说法可靠得多。中共一大的其他代表也回忆说中共一大前湖南或长沙有共产党组织。例如，董必武回忆说：召开中共一大时，“上海、北京、济南、湖北、湖南、广州有组织”。陈潭秋回忆说：“当时正式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的除留日学生与留法勤工学生外，只有北京、上海、武汉、广州、长沙、济南几个地方。”张国焘回忆说：“陈先生与在湖南长沙主办《湘江评论》的毛泽东等早有通信联络，他很赏识毛泽东的才干，准备去信说明原委，请他发动湖南的中共小组。”包惠僧也回忆说：“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陈独秀任书记。后又相继成立了五个支部，总共是上海、北京、广州、湖南、湖北、济南六个组织。”这些历史当事人的回忆可以充分证实：在中共一大前的1920年陈独秀组织共产党的时候，湖南或长沙不但一开始就列入了陈独秀的建党计划，而且在中共一大召开前湖南或长沙的共产党组织就成为既有名又有实的组织。以上历史当事人的回忆和档案材料说明，中共一大前湖南（长沙）有共产党的组织绝不是孤证。

（二）毛泽东确系湖南共产党组织的发起人和领导者。《也说》一文作者认为“毛、何二人是参加一大后才成为党员的”，即毛泽东、何叔衡在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时还不是共产党员。这是没根据的推断。萧子升回忆说：“一九二〇年，〈新民〉学会出现了分裂。在毛泽东领导下那些热中〔衷〕共产主义的人，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秘密组织，所有非共产党的会员，除我之外，都不知道暗中进行中的事情。因为毛泽东把他有关新组织的一切都告诉了我；希望我也能参加。”这说明毛泽东在1920年时就秘密参加了共产党早期组织，而且是主要成员。张国焘回忆：“湖南长沙的共产党小组是由毛泽东发动于一九二〇年十一月间成立的。最初参加的有毛泽东、夏曦、易礼容、何叔衡、郭良等人。”彭述之也回忆说：“一九二〇年九月我抵长沙时……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存在是不可置疑的。它已拥有五位成员。”这些历史见证人的回忆说明1920年湖南就成立了共产党组织，又都肯定毛泽东是发起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明确写道：“在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的积极组织活动下，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初冬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秘密诞生。在反动军阀的残暴统治下，长沙党组织的建立和活动都十分隐蔽。”《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也写明：1920年11月间，毛泽东“应陈独秀函约，创建长沙的共产主义早期组织。参加发起者，还有何叔衡、彭璜、贺民范等”。

以上这些历史见证人的回忆和专门研究著作充分说明了中共一大前湖南（长沙）有共产党组织，毛泽东又是湖南共产党组织的发起人和领导者，所以说毛泽东1920年入党绝不是“孤证”。

二

毛泽东是否参加了中共一大南湖会议

本来毛泽东作为中共一大代表参加了南湖会议载入党史已成不争的实事，但随着董必武的女儿关于董必武晚年口述历史信息的出现——毛泽东没有参加南湖会议，原本看起来很简单的历史定论因而变得复杂了。历史不容虚无。杨晓伟深入探究了这一问题的历史真相。

首先关注一下毛泽东本人基于南湖会议的相关回忆。从目前公开的文本来看，只有他在1945年中共七大的预备会议上的讲话里涉及只言片语：“一九二一年，我们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本来是在上海开的，因为巡捕房要捉人，跑到浙江嘉兴南湖，是在船上开的……”

其次，从“支持”毛泽东参加南湖会议的相关历史文本看，萧瑜所著《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一书信息最为丰富，书中有整整一节专门叙述中国共产党成立事件的内容。作者自述亲身与毛泽东一起赴上海、去嘉兴南湖、至杭州西湖最后又回上海的整个过程。萧瑜在书中记述的毛泽东亲口告诉他的关于建党的信息如下：在我离开长沙前几日，毛泽东“说他可以和我同行，他对我说，‘千万严守秘密，我告诉你，北京、广东、上海，事实上全国各地，都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有十多个代表准备在上海举行一个秘密集会。会议的目的是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我是长沙的代表，我很希望你和我一起赴会’。”上海感觉不安全后，萧瑜在书中讲到毛泽东还把李达夫人王会悟建议在嘉兴继续开会的信息告诉了他：“一位代表的女友是浙江嘉兴人，她说我们可以扮作游客由上海去西湖，路经嘉兴时，就在嘉兴城外南湖的船上开会。”并且，为了躲避秘密警察跟踪，要“假装买火车票去杭州西湖”。由于“火车上有很多游客”，到嘉兴后下车“好像是在月台逛逛，然后混在人群中直至火车离开”，这样“即使秘密警察从上海就跟随我们，也不会想到这点的。况且，他们对上海市外的情形，也不大了解”。毛泽东陈述完去嘉兴的理由后，即邀请萧瑜“你跟我一起去嘉兴吧。今后我们可以同游西湖”。他们一起到嘉兴安顿住下后，“毛泽东便要到开会的地点去，他拉着我的胳膊说，‘我们一起去逛南湖！’”。萧瑜表示不愿意去，毛泽东还抱怨道：“你不愿跟我逛南湖真是太不应该了……我打算傍晚回来。我们要在船上吃饭，所以你别等我吃晚饭了。”晚上毛泽东回来后，两人夜谈会议的一些相关事项。萧问：“今天的工作可称心？”毛泽东回答：“‘是的，满意极了，’……‘我们在船上谈得无拘无束。你没去，真可惜。’”

萧文中关于两人一起去嘉兴的行车、起居住宿、游览等生活细节很立体而丰富。行车信息从他们一起从长沙坐船经洞庭湖到上海，之后一起在上海火车站买的“三等票到杭州”，萧瑜还记得到达嘉兴火车站的较为详细的时间信息：“大约九点钟我们的火车进了站”，然后就看到“一块巨大的白色牌上写着‘嘉兴’两个大字”；开完会后的第二天，按照萧瑜的回忆，他们又乘上从嘉兴开往杭州的火车，到下午时候到达杭州西湖“参观了许多著名的风景区”，会后的第三天他们一起从杭州返回上海，毛泽东又单独返回长沙，从而完成了这次代表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历史事件的人生旅程。起居住宿信息也有许多细节：他们在一条横街里租了一个小旅馆，关于房间里的基本陈设，萧瑜追忆得很详细：“房间内有一个床和一张小桌子。床很大，占地三分之二，剩下的空间只够走动的了”，并且“蚊帐很白净”，这成为他们选择住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在炎热的夏天，一个好蚊帐是留宿的重要条件”。就对于南湖的记忆来讲，因为租住的房子就在南湖之畔，所以萧瑜在夜里“凭窗向外眺望以消磨时间”，但见南湖“水面上渔火点点，煞是好看”。

再次，在迄今公开的一大亲历者的回忆性文献资料中，很多亲历者有直接或间接的关于毛泽东参加南湖会议的珍贵信息。李达夫人王会悟的回忆信息对于探究毛泽东参会与否具有相当权威的佐证价值。王会悟回忆：会议那天上午9点多钟，她定好旅馆去南湖，“到南湖，部分代表如毛主席、董必武、何叔衡、陈潭秋等同志由我陪同先到烟雨楼玩了一回，也没有坐下吃茶，主要目的是为了观察下船停靠哪里比较合适”。从时间上来讲，她与萧瑜的回忆基本一致，萧瑜的追忆是：“大约九点钟我们的火车进了站。”刘仁静的相关回忆信息是：“参加‘一大’后，我和高尚德二人去游西湖，在西湖碰到了毛主席。他当时穿着长衫，拿把雨伞，看见我们时，向我们点头。”“嘉兴南湖会议结束后，毛主席曾对我说，你今后要多做实际工作。他对我讲这句话，可能与他当时是搞实际工作并在实际斗争中研究马列主义有关系，也可能是认为我在‘一大’的发言有点夸夸其谈。”毛泽东本人在会议上很少发言，而刘仁静发言较多，这也属实。毛泽东参加完南湖会议后去杭州西湖游览，这与萧瑜的回忆也是吻合的。包惠僧的相关回忆是：在上海博文女校休息后的“次日黎明”“，我们都到了火车站，只有陈公博没有去，马林，李克诺思基当然也不方便去。约在十时左右我们都到了南湖……”。他的回忆表明：除了陈公博和两个外国代表，其他在上海参会的代表都去了嘉兴南湖“续会”。基本支持此一说法的还有张国焘的回忆：“代表中只有陈公博未来，他早一天坦率的向我和李达表示请假不出席。”李达的回忆是：出于安全考虑，马林和尼克洛夫因为“是外国人，容易引人注目，未去参加”。

除了上述“人证”之外，历史档案记载了一些与毛泽东相关的信息，给我们提供了另外的视角和线索。譬如，董必武关于鉴别一大文件给中央档案馆的复信中写道：“来信中说，从苏联接收来的档案中，有一份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的名单，共有下列九人：陈独秀（总书记），张国焘，李汉俊，毛泽东，李大钊，李达（宣传鼓动主任），周佛海（副书记），杨明斋（宣传部、组织部副部长），刘仁静（宣传部副部长），这份材料如果和上述三个文件是放在一起，我同样认为是比较可靠的。”按照一般的会议程序惯例，这个委员会的选举结果只能是出现在会议进入最终议程时的所在地即嘉兴南湖的船上，而不可能是在会议刚开始的上海。退一步讲，毛泽东如果在上海会议之后缺席南湖会议而能当选委员的可能性不大，原因在于尽管毛泽东在湖南发起驱张运动、成立俄罗斯研究会、参与湖南自治运动等革命活动而有了较高的知名度，但就全国社会总层面来讲总体上还处于“潜龙在渊”状态，其当时的威望和“名头”还远不能和闻名全国的“南陈北李”相媲美；再加上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大多具有的留洋学习背景、建党前后来自苏俄、共产国际的权威性指导等因素，造成了早期共产主义者群体中和党内浓厚的马列主义氛围，使得没有留洋学习经历的毛泽东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群体和党内并不占优势，也不显得“高人一筹”。譬如：在张国焘的印象里，毛泽东也脱不了湖南的土气”“，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在中共一大上发言很少，并不是很引人注目。譬如：在包惠僧的相关回忆里，毛主席在一大会上，只是代表湖南“作了一次简短的发言，其他没谈什么”。张国焘的回忆也大抵如此：毛泽东“在大会前和大会中，都没有提出过具体的主张”。因此，综合以上因素，毛泽东缺席当选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但反过来，这也从合理的逻辑推演层面成了佐证毛泽东很有可能参加南湖会议的又一历史证据。

20世纪60年代初的一个秋夜，毛泽东乘专列前往杭州考察，“路经嘉兴时，突然要求列车停了下来。他走出火车，对着南湖的方向凝望了足足半个小时，整个半小时，他一言不发，然后返回车内，继续他的行程”。从行为心理学角度着眼，我们对毛泽东的这个“反常”行为可以做一个大胆而又合理的推测：这不但是他作为由当年50多名党员发展壮大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对于神圣的党的诞生地的一种历史瞻仰与沉思，也是他作为一名建党进程历史亲历者重历革命故地所生发出的生命情感激荡。面对嘉兴南湖、红船，尽管他的行为语言是沉默的、单调的、凝重的，但是不难想象，作为一代伟大的革命浪漫主义诗人、革命家、政治家，他的内心是怎样的一种波澜起伏的生命状态？

总之，以上历史信息基本形成了以“人证”相互确证，兼有档案佐证、合理的逻辑推理等为基本框架的相对完整的证据链——毛泽东的确参加了南湖会议。

三

毛泽东给其他一大代表留下了什么印象

在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的回忆中，在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的回忆中，一大期间毛泽东在住宿上受到“特殊”待遇，而且与众特殊”待遇，不同。那么，不同。那么，毛泽东给其他一大代表留下了什么印象？这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么印象？这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1921年7月23-30日，一大在上海李汉俊的23-寓所内召开，寓所内召开，外地赴会的9名代表住在博文女校楼上的3间房子里，事后王会悟以慈善捐款的方间房子里，式给了20块大洋。九个临时寓客”是毛泽东、式给了20块大洋。这“九个临时寓客”是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包惠僧、周佛海。包惠僧回忆：“当街的两间包惠僧、周佛海。包惠僧回忆：中靠东的一间是张国焘、周佛海和我住的。中靠东的一间是张国焘、周佛海和我住的。张国焘也不常住在这里，他在外面租了房子。焘也不常住在这里，他在外面租了房子。邓中夏到重庆参加暑假讲习会路过上海，到重庆参加暑假讲习会路过上海，也在这里住了几天，靠西的后面一间是王尽美、邓恩铭住，几天，靠西的后面一间是王尽美、邓恩铭住，毛泽东是住在靠西的一间。这房屋很暗，是住在靠西的一间。这房屋很暗，他好像是一个人住……除了毛泽东是睡在一个单人的板床是两条长凳架起来的，两条长凳架起来的，我们都是一人一张席子睡在地板上，靠东一边的几间房屋当时是空着的。地板上，靠东一边的几间房屋当时是空着的。”毛泽东当时受到“特殊照顾”的原因，一是他个子特殊照顾”的原因，较高，二是他睡觉时爱打呼噜。较高，二是他睡觉时爱打呼噜。

开会时，各地代表相互交换意见，开会时，各地代表相互交换意见，都认为应当在各地组织工人运动，当在各地组织工人运动，但对于党的工作该如何进行却没有进行讨论。当时，进行却没有进行讨论。当时，与会代表大都年轻，最小的代表刘仁静只有19岁，邓恩铭只有20岁，王尽美是23岁，张国焘、周佛海是24岁，毛泽东王尽美是23岁张国焘、周佛海是24岁是28岁，陈公博偕新婚妻子而来，李达也新婚不陈公博偕新婚妻子而来，久。他们相互见面时难免要谈起恋爱的故事。他们相互见面时难免要谈起恋爱的故事。李达在其自传中说：毛泽东同志却始终沉着，李达在其自传中说“：毛泽东同志却始终沉着，常常独自一人，搔首寻思，绝不他顾……”常独自一人，搔首寻思，绝不他顾……”

当时其他代表对毛泽东产生这种印象的原因有4点：（1）毛泽东面对的其他代表有的是留（1过洋的（如李达、李汉俊、周佛海、董必武在日本如李达、李汉俊、周佛海、留过学）留过学），有的是名牌大学学生（如张国焘、刘仁如张国焘、静、陈公博是北大学生，陈潭秋也是武昌高师毕陈公博是北大学生，业生，业生，而毛泽东当年是靠着恩师杨昌济的关系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勤杂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勤杂工，只在北大做过“旁听生”。即便是与毛泽东同来上海参会的何叔听生”。即便是与毛泽东同来上海参会的何叔衡也是前清秀才出身，衡也是前清秀才出身，并且在长沙做体面的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职。南通俗教育馆馆长职。包惠僧虽与毛泽东一样是中师毕业，但包惠僧多年在报界工作，是中师毕业，但包惠僧多年在报界工作，文笔不俗，又深得陈独秀的赏识，是以陈独秀个人观察又深得陈独秀的赏识，员的身份出席中共一大的。只有王尽美、员的身份出席中共一大的。只有王尽美、邓恩铭与毛泽东在学历上差不多，铭与毛泽东在学历上差不多，但这两人又比毛泽东年轻。因此，毛泽东年轻。因此，在学历上毛泽东不会有优越感。（2毛泽东志向高远，越感。（2）毛泽东志向高远，对其他代表谈的恋爱故事没有兴趣。爱故事没有兴趣。毛泽东早在湖南长沙一师读书时，书时，就在宿舍里订立了3个规矩：不谈女人；个规矩：不谈女人；不谈金钱；不谈生活中的小事。（3李达、不谈金钱；不谈生活中的小事。（3）李达、李汉俊、刘仁静等对于马列主义有较多的研究，对于刘仁静等对于马列主义有较多的研究，有些马克思的著作可以熟诵如流，有些马克思的著作可以熟诵如流，可当时的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理论了解相对来讲还不是很多、很深，所以在这样的会议上以学习为主，也很深，所以在这样的会议上以学习为主，就坐在一边耐心听别人怎么讲，就坐在一边耐心听别人怎么讲，并一直保持沉默。（4）历史证明，毛泽东是一位注重实践的革（4历史证明，命家，所以当别的代表畅谈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命家，所以当别的代表畅谈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他却在先人一步地思考和筹划着会后回到长沙该如何推动开展革命工作。该如何推动开展革命工作。

摘自《建党伟业——中国共产党创立若干历史问题研究》

编著：孙新 出版：青岛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