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夏 怀抱理想的五四干将

邓中夏

（1894年~1933年）

字仲澥，又名邓康，湖南省宜章县人。1917年，入北京大学国文门（文学系）。1920年，参与发起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北京早期党组织成员。

我不做官，我要做人民的公仆，公仆就是大众的长工……开创一个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的新天地。

——1920年春夏，邓中夏即将从北大毕业，与父亲谈及为何回绝入仕做官机会

1919年5月4日，北大学生从红楼后的民主广场集合，走向天安门广场，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爆发。邓中夏就是当时北大学生中的一员。

作为五四运动的组织者、参与者，邓中夏在革命洪流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动员工农大众，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

“古书迷”在北大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1917年，邓中夏从湖南高等师范毕业，在父亲指导下，考入北大国文系。初到北大的邓中夏仍是一个“古书迷”。他自幼在私塾念书，小学、中学期间读了不少古书，在湖南高等师范的主要课程也是古文。

1917年时的北京大学，在经历过一系列革新整顿与改革之后，整个校园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大师云集、名家荟萃的和谐氛围，也孕育出了各种思想自由交流、各种学派宽松发展、各种社团不断涌现的校园环境，为像邓中夏这样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进步学生提供了学习、接触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想的机会。

1918年，反对段祺瑞执政府签订“中日共同防卫军事协定”的群众性反日爱国运动失败后，邓中夏的救国思想逐渐开始变化。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提到，在这次运动后没多久，有同乡兴冲冲地对邓中夏说:“你猜，我给你买了什么好东西？”等同乡把几本线装的《庄子集解》放在他面前时，邓中夏看了看，淡然一笑，直接把书撕碎丢在一边说:“现在是什么时候？我已经不看这种书了。”此后，他大量阅读新出版的书籍、杂志与报纸，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邓中夏在北大时经常听李大钊的课，向他请教问题，对他推崇备至。在李大钊的启蒙与帮助下，邓中夏对十月革命的成功抱以极大热情。

同班同学许宝驹回忆:“（中夏）在初入北大时……常慨叹中国国家民族之将陷于沦亡，他这种焦急与愤怒的心情，在日常谈话中随时都表现出来的。大约有三个月的时间，他忽然非常沉默寡言(他一向是爱讲话，谈笑风生的)，一段时间后他又活跃起来了。并认为‘只有接受列宁、走苏俄的道路，中国人民才能得救。’”

在李大钊的指导下，1918年邓中夏成立了全国秘密性组织——学生救国会。

1919年3月，邓中夏等发起组织旨在“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在乡村中讲演，反对封建制度，普及科学知识，提倡学习文化，以唤起民众共同投入反帝、爱国、救国斗争。在这一时期，邓中夏经常带领讲演团成员，深入工厂、农村，向各个阶层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

五四前夜亲拟标语 筹划游行活动与线路

邓中夏曾于1918年创办《国民》杂志，宣传“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研究学术和提倡国货”的宗旨，唤起全国民众共同救国的理想，践行“到民间去的唯一使命”。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他在《国民》杂志上发表多篇文章，向人们及时报告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的罪恶勾当。当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中国后，邓中夏当天下午就召集《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召开会议，于5月3日晚举行了北京学生大会，决定第二天立即采取反帝爱国的直接行动，邓中夏亲拟标语，起草通电，与各校联系，筹划游行的活动与线路，是五四学生斗争的直接组织者。

5月4日，邓中夏和北大同学一起参加了五四运动。当北大学生游行队伍受到“教育部”代表和警察阻拦时，邓中夏和黄日葵挺身而出激烈争辩，带领北大学生赶到天安门。随后，邓中夏、赵尔康等学生直奔曹汝霖住宅，痛打章宗祥。当晚，邓中夏又组织北大学生干事会商讨营救被困学生，接着又成立了北京学生联合会，组织领导学生斗争。

1920年，邓中夏参与了李大钊在北大秘密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此时邓中夏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性非常明确，就是为了实践救国的理想，用这个武器来解放我国几万万劳苦大众。他先后组织参与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游行示威活动、协助李大钊筹建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那首“问将为何世，共产均贫富，惨淡经营之，我行适我素”的诗正是其共产主义实践的心路历程。

新京报记者 吴为 实习生 李子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