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数字科技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 2019中国经济的转机与风险

　　2018年中国经济内外部风险均超出预期，可以用“内忧外困”一词来概括。展望2019，情况能否得到转机？市场对于2019年经济形势还是整体偏悲观的，甚至有观点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已经明显低于2%，或者是负增长，对2019年的经济运行十分恐慌。京东数字科技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1月8日发布宏观经济专题研究报告“2019中国经济的转机与风险”，报告认为，对待2019，危中亦有机，关键在于能否将改革“走深走实”，向改革与制度要红利。

　　图注：沈建光预判2019宏观经济走向

　　“内忧外困”的2018

　　中美贸易摩擦在过去的一年内持续升级，带来了较大的不确定性，不少中国企业抢出口，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贸易数据的扭曲与出口表现良好的假象，直至11月出口大幅下降，才逐步显示贸易战风险。同时，美国在贸易战方面的强硬表现也让投资者感到恐慌，且让国际机构屡屡调低对这两年全球经济与贸易情况的预测。

　　至于国内，居民消费疲软、基建投资下滑、民营经济不稳、资本市场信心不振等问题接踵而至。不仅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消费、投资等数据疲软，一些典型的领先指标，如工业企业利润、PMI制造业指数、企业中长期贷款、工业产品价格、挖掘机产销、发电煤耗、发电量等，也显示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的困境。现在2018已接近尾声，中国经济下滑的趋势没有得到缓解，反而不断下探，市场仍旧缺乏信心 。

　　2019年中国经济能否迎来转机？

　　对待2019，沈建光在报告中提到了一些积极迹象。

　　一是海外方面，中美贸易谈判重启，2019年贸易战升温的风险或有所缓释。两国领导人在G20会晤中达成共识：同意暂时休战，推动贸易谈判，避免了两国直接对抗升级。二是国内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已然加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释放出2019年积极的改革信号，如果能够切实落地，则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

　　当然，沈建光认为，当前预期不稳也并非没有缘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导致恐慌情绪加大，即对经济数据缺少信任感、对政策方向感模糊、对待政策效果存在质疑，以及对外部环境恶化没有充分预估和准备等。为此，沈建光认为，应该对症下药，才能找到“宏观政策破局”之法。

　　展望2019，虽然政策面向好，但是考虑到政策效果的滞后性以及一些结构性问题困扰，如中国面临的货币政策有效性递减的担忧，预计2019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仍将整体呈现下行态势，而下半年如果政策得宜，改革推进加速，则下半年可能会出现企稳迹象。

　　积极关注内外环境演变

　　针对2019年风险，沈建光认为，美国经济回调与金融市场波动加剧，内部中国房地产政策与市场演变以及中国如何避免流动性陷阱几个因素的如何演化，将成为决定2019年中国经济的关键。

　　首先，沈建光认为，应关注美国经济减速的负面冲击。得益于特朗普大力度的减税政策，美国经济2018年增长超预期。然而，展望2019年，伴随着美国税改红利的消退，结构性问题的困扰，以及美国政治方面的风险不减，美国经济可能会出现触顶回落的态势。届时美元有很大可能将会走弱，这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或许是个利好，人民币贬值压力也将得到缓释，甚至是出现阶段性的升值。不过美国金融市场是否会加速回调仍然面临较大不确定性。由于基本面转差与加息的稳步推进，10月以来美国金融市场出现明显下探，美国金融市场巨幅波动，凸显了投资者的恐慌情绪，而这种恐慌情绪是否会外溢也是值得警惕的。

　　其次，房地产政策仍存在不确定性。沈建光认为，虽然2019年房地产政策的主基调是房住不炒，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提出未来房地产市场会更加注重“因城施策”，在宏观经济下行，政府财政压力加大，以及金融市场风险防范的角度，未来房地产政策可能会从“过紧”回归至“中性”。

　　最后，中国能否避免“流动性陷阱”仍然值得关注。2018年以来，面对经济下滑与投资不足，货币政策近来已明显转为宽松，但却未能带动宽信用的出现。货币政策有效性已然降低。大家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已经一定程度呈现出了“流动性陷阱”的特征，如何避免也是沈建光接下来需要考虑的问题。

　　2019期待更多实质性改革政策

　　展望2019，沈建光认为，尽管海外贸易风险有所缓释，政策层面已经释放出积极信号。但若想达到“六稳”目标，除了宏观政策调整以外，需要出台比以往更多的实质性的改革政策，特别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土地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革、以及对外开放等领域，若能大刀阔斧的推进，有助于扭转短期政策困境，从长期制度上做出更多探索，扭转预期，稳定经济。

　　值得欣慰的是，沈建光看到，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表态积极，已经传递出上述信号。会议直面当前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对待中美贸易风险也没有避而不谈，而是以进一步改革开放和更大规模的减税作为回应，有助于稳定市场信心 。沈建光认为，2019年如果对内能够将上述改革切实做到“走深走实”，做到竞争中性，向制度改革要红利，对外可以积极争取中美贸易纷争的缓释，守住中美经贸压舱石，则有助于应对内忧外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