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首语 | 王松奇：怎样改善经济形势？

　　当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样？国人看到的最有实事求是且出于权威官员的判断是2018年12月13日易纲行长在长安讲坛上所做报告中提出的“中国经济处于下行周期”的说法。尽管易纲行长的用辞有委婉温和特色，但随后我们就看到了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关于经济形势“稳中向好”的定调性判断。这两类判断对经济学家和普通老百姓(603883,股吧)具有不同的意义。老百姓总是偏向于相信官方表态，而经济学家则可用自己的社会实际调查去印证易纲行长的“经济处于下行周期”这一中肯的判断。

　　2018年整整一年，我们环顾左右，看到的似乎都是不太积极不很有利的消息。在持续了三年左右时间的去杠杆过程中，民营企业被资金勒死了一大批；在2017年降低金融风险精准扶贫和减少污染三大攻坚战中，因污染治理不达标民企又死了一大批；上市民企因股权质押、获取资金投向出问题，资金面临归零风险的公司又有一大批；股市行情“跌跌不休”，就连不少有长期投资价值公司的股票也“破净”，据《证券日报》统计，截至2018年12月初，破净股较去年末增加近9倍，散户一片哀嚎，机构投资者也处境不妙；中美贸易战开打后，在多次谈判中，我们始终有稳处下风的感觉；再从日常生活上看看我们的亲友和邻居，大家都有了过紧日子的心理准备；到各地去走一走和地方干部、工人农民谈一谈，好像是牢骚不少焦虑挺多——所有这一切，似乎都与国家统计局发言人所说的那个形势“稳中向好”的判断即不断向好的潜台词格格不入。据说，2018年GDP增长率大概为6.6%，如果官方公布的数据果然如此，再想想各地方统计造假的因素，那么，我们中国当前经济形势肯定不如想象的那么乐观。这样说会惹得许多人不高兴，但本人毫无恶意，我觉得经济学家的作用就是给社会敲警钟，就是给政府提有价值的政策建议，就是通过自己的直率和实事求是让当权者和老百姓能保持清醒头脑。当然了，最终都是为了国家好老百姓好，想到这些，我们在分析形势和提政策建议时就有了一种廓然大公理直气壮的自我感觉。

　　我认为当前的经济形势不能用“稳中向好”四字来概括，用“面临经济下行压力”说得也过于客气。我们应当直面现实，那就是国内情况复杂、外部冲击最严重的时期。我们可以翻阅一下党报，自从2009年时任总理温家宝说“2009年是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一年”开始，2010年就也被说成“我国经济发展最困难一年”，2011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最复杂的一年，温家宝后来又说2012年是可能最困难也最有希望的一年，之后的2014、2015、2016至2017，都有人用最困难的一年来概括总结或预测经济形势，想想即将过去的2018年，之前的年份似乎云淡风轻。我们都知道，2002年到2012年，在胡温主政10年里中国的人均GDP从1135美元提升到6100美元，整整提升了5倍之多，但时任总理当时还常常用“最困难的一年”这样的语言来提醒大家。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速已大不如前，如果我们仅仅用“稳中向好”这样的自我陶醉语言而不正视经济运行现存的主要风险和问题并发动经济学家献计献策解决这些问题适时做出政策调整，我们就会造成增长和发展的损失。在前不久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已出现的最新提法——“稳中有变，变中有忧”。我觉得这是最切近实际的形势判断，特别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出来的一些新的政策信号更表明2019年的中国宏观经济调节可能出现方向性的转变。

　　逆周期调节这个被很多媒体宣传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新提法此前也是易纲行长在长安讲坛的讲话中业已说过的。在货币政策语言里，叫货币政策执行方式中的相机抉择，在上个世纪凯恩斯学派和货币主义的大辩论中，米尔顿·弗里德曼针对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调节主张提出来一个针锋相对的政策建议叫“简单规则”（Simple Rule）即制定一个固定的货币供给增长率抛给美联储让中央银行去当成雷打不动的方针执行。据克鲁格曼在一篇文章中说，这个“简单规则”建议也曾经被美联储采纳，但只用了半年左右就被丢进废纸篓里去了。所以从全世界多数央行实践者的经验看，还是逆对风向调节对相机抉择货币政策执行方式更有用得多。我用考证的方式说了这么多意在佐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逆周期调节说法的合理性。而我们近若干年来的主流语言如反对“大水漫灌”、反对“走投资拉动老路”等等，听起来理直气壮，细寻思与弗里德曼的“简单规则”倒有些异曲同工。你想想，土地都龟裂了，庄稼苗都快要干死了，管他是大水漫灌还是什么水漫灌能救活庄稼就没错。经济学家看重的永远都是效果，而不是隔一段时间就造出的那些老百姓听不懂又没多少实用价值的新词儿。

　　最近若干年还有一个最流行的词汇叫“去杠杆”，在中国的官方语汇里，它是在新发明的政策语言“三去一降一补”里，甫一提出时大家都拍案叫绝，几年下来，我们看到银行系统缩表、民营企业普遍成为信贷收缩对象而出现大面积死亡现象后才发现，所谓的去杠杆原来也具备一定的所有制结构调整功能，因为在“三去一降一补”的政策操作过程中，国有企业在获取金融资源方面的优势比民营和小微企业愈加明显了。实事求是地说，这种政策效果并不符合决策层的政策设计初衷，但体制、制度、环境等众多因素综合起作用，同样一剂药方，对某些病人是灵丹妙药，对另一些病人可能就是加重病情的穿肠毒药。看来，在复杂的国情背景下，一刀切式的政策解决方案，其政策效果肯定会五花八门。所以，从“去杠杆”到“稳杠杆”再到“逆周期调节”，我们干脆将逆周期调节翻译成老百姓都能听懂的“适当加杠杆”得了。前几年，在谈到中国的高杠杆问题时，据说有的学者“已惊恐发现”中国的金融经济数据与美国次贷危机前的数据高度相像，甚至说中国已陷入金融危机。但几年过去了，中国依然还是日升日落天下太平，这些学者的惊恐情绪不知又转到何种方向去了。在去杠杆的大背景下，实体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越来越大倒是不争的事实。

　　我们想不想让经济形势得到明显改善？肯定，没人不想。从政府到老百姓，从企业到银行，大家都想让经济势能尽快好起来。但路在哪里？眼下看就看我们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公报说的逆周期调节政策作如何选择，不仅方向要对，力度还要足够。

　　“适度加杠杆”如果能变成官方语言，这个气球一放，肯定会民心大振，股市大涨，当然这个断语是一种带有一些玩笑性质的“哥们儿猜想”。如果把“适度加杠杆”转化成认真的政策组合，它有一个入手点问题，即首先从哪儿加？在企业、家庭和政府这三大部门中，我觉得加杠杆还得先从政府开始，说具体些就是：（1）中央政府增加赤字支出；（2）地方政府扩大地方债和专项债的发行规模。这两项积极财政政策措施比那种“雷声大雨点儿稀”式的减税降费宣传对经济的刺激作用要明显得多。从全世界情况看，中国政府财政家底还是最厚的，因此最有能力在加杠杆刺激经济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很多年以前，我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作了一个颇有得罪人嫌疑的评语——“货币政策迟钝，财政政策小气”，现在我看货币政策已变得很灵敏了，但财政政策小气的毛病改了吗？今年7月中央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在一篇署名文章中直言“没有赤字增加的积极财政政策就是耍流氓”，一时间引发舆论波澜。财政系统的专家刘尚希等人也发文作解释，但徐忠快言快语，和我多年前说过的“财政政策小气”的观点似乎不谋而合。财政收入增速在大多数年份都高于GDP增速，而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时又不果断出手，这似乎是有些不合情理。以中国政府的威信和财力与中央银行的政策工具进行适当配合，我们完全有能力改善经济形势并有力地影响所谓的下行经济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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