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岁硬汉褚时健走了：一切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今天，中国最具争议的企业家褚时健走了。

　　他曾一手将连年亏损的玉溪卷烟厂改造成亚洲第一的烟草企业，也在这巅峰中坠落深渊，身陷囹圄。

　　走出监狱，已经年逾古稀，种植“褚橙”，褚时健给他的橙子取名为“云冠”牌，人们却固执地把它们叫作“褚橙”；褚时健种下的橙子品种是“冰糖橙”，人们却更加愿意称呼它们为“励志橙”。

　　曼德拉有句名言：“生命中最伟大的时刻不在于永不坠落，再是在于坠落之后总能再度升起。”这句话用来形容褚时健再合适不过。

　　他总能在一次次跌落谷底之后再度登上人生巅峰，波澜壮阔的一生，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的话，只能是“传奇”。

　　01

　　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当人们再三问及二次创业的动机时，褚时健的回答是：“有个事情做，人就有希望，人得在希望里头活。”

　　命中注定般，褚时健这一生要“翻越”两座山——一座叫红塔山，另一座叫哀牢山。

　　红塔山位于云南玉溪东面，原名白塔山，因山上有座白塔而得名。

　　1958年，那是一个狂热的年代，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背景之下，白塔也被狂热的人们涂成了红色，从此更名为红塔山。

　　红塔山其实并不高，不过是个平地突起几十米的小山丘。然而，以红塔山命名的烟草，却一度成为了中国烟草行业的巅峰——1998年，其品牌价值被评估为386亿元，居全国第一位。

　　那也是褚时健的人生巅峰。十余年努力，当他把濒临绝境的玉溪卷烟厂拖出低谷，进而打造成为亚洲第一、全球第四的现代化烟草企业之后，褚时健自身也获得了令人眩目的成功。

　　荣誉纷至沓来，褚时健名扬天下，成为显赫一时的企业家明星。他被人们称为“中国烟王”，甚至“亚洲烟王”。

　　成功是令人陶醉的，却也是危险的。1999年，因贪污罪名成立，褚时健被判处无期徒刑，后减刑为17年有期徒刑。

　　有人为他叫屈，毕竟他所领导的企业曾经累计为国家上缴利税800亿元，而他十几年努力所能获得的合法收入却不过80万元。当然，也有人认为他罪有应得，毕竟他触犯了法律，法不容情。一片哗然中，褚时健身陷囹圄，一代“烟王”跌落尘埃。

　　2002年，当褚时健保外就医离开监狱时，他已经74岁了。人们都以为他将就此在寂寞中终老，这位疾病缠身的老人却出人意料地开始了他的二次创业。

　　这一次，他要“翻越”的是哀牢山。他在山上承包了2400亩地，种起了橙子。

　　74岁的老人，2400亩荒山，其中的艰苦可想而知。又是十余年默默耕耘，褚时健再一次迎来收获的时刻——曾经的“烟王”，85岁变身“橙王”。

　　这的确是一个励志的故事，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一首曾经流行过的励志歌曲——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02

　　大干一场

　　1979年10月，褚时健来到红塔山下，出任玉溪卷烟厂厂长。

　　在此之前，褚时健还有另一个选择——去塔甸煤矿当矿长。相比于卷烟厂，煤矿显然是更好的去处。然而他还是选择了卷烟厂，义无反顾。并非热爱烟草，他只是对玉溪念念不忘。

　　27岁官至玉溪地区行署人事科科长，褚时健也算是年轻有为，31岁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元江县红光农场改造。“右派”的帽子还没摘掉，他又被调到新平县，在戛洒糖厂一干就是十几年，直到上级组织一纸调令，褚时健才回到了玉溪市。

　　重回故地，褚时健已经51岁了。他接手的卷烟厂是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年产香烟不足30万箱，却有6万箱积压在仓库里，根本卖不出去。

　　香烟的牌子叫“红梅”，工人们编了句顺口溜：红梅红梅，先红后霉。一包香烟本该有20支，却只有17支；一条香烟本该有10包，却只有9包；一箱香烟少了几条，也已经司空见惯；甚至于，抽烟的时候还能抽出煤灰来……这样的香烟，积压在仓库里理所当然，能卖得出去，那才叫奇怪。

　　每个月拿着30元的平均工资，白天在充满灰尘和噪音的车间里挥汗如雨，晚上钻进狭小的土木平房里倒头便睡，工人们吃着企业的“大锅饭”，在困苦和无望中煎熬了许多年，早已经习以为常。

　　他们打量着这个新来的厂长，心里却不抱任何幻想。然而，褚时健初来乍到，却着实让他们眼前一亮。

　　褚时健到玉溪卷烟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改善职工们的居住条件。他当众宣布，把能够动用的100多万元资金全部集中起来，为一线职工修建3栋72户宿舍楼。褚时健风风火火，基建科却是不冷不热。几个月下来，工地仍然不见任何动静。

　　人们还以为这位新来的厂长只是说着玩儿的，不料褚时健动了真格。一怒之下，褚时健革去基建科长的职务，亲自督阵，雷厉风行，说干就干。四个多月过去，3栋崭新的职工宿舍竣工，72户一线职工拿到了新房的钥匙。

　　职工们住上了新房，褚时健在烟厂里推行的改革自然顺畅。和承包制相似，褚时健推行的是“单箱卷烟工资奖金含量包干”。大包干之下，职工们的热情被激发出来，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职工们的热情有了，但单凭热情显然是不够的，卷烟的质量还跟设备有关。

　　放眼望去，车间里正在使用的大都还是20世纪30年代的设备，跟褚时健的年龄差不多大。人过五十还有干劲，这些已经超期服役的“老爷机器”却经常怠工。即使有几台前两年刚刚添置的国产新机器，也仍然停留在机械性的操作水平上。

　　跟国外卷烟厂已经普遍使用的自动化和电子化先进设备相比，褚时健的设备完全拿不出手。

　　如果说外国人的武器是“飞机”加“大炮”，褚时健的装备只能算作“弓箭”和“长矛”。

　　褚时健以前并不抽烟，来到玉溪卷烟厂之后，却一发而不可收，烟瘾不小。掂量着手里的知名外烟“万宝路”，褚时健心里不服，却也无可奈何。

　　1983年9月，国务院发布《烟草专卖条例》，对全国范围的烟草行业实行了高度集中的统一管理。卷烟厂由原来的轻工部下放到各省管理后，企业融资体制由拨款改为贷款，并且在偿还贷款后可以退税。

　　机遇显而易见，却伴随着巨大的风险——根据当时的政策规定，如果不能偿还贷款，企业负责人将被抓去坐牢。慑于风险，许多卷烟厂的厂长们大都不敢轻举妄动，褚时健却早已经按捺不住。

　　1984年秋天，褚时健找到了当时分管技术设备引进的云南省副省长朱奎。他开口便要贷款，用来购买国外先进设备。褚时健一番游说，副省长当即拍板：同意向玉溪卷烟厂贷款2300万美元。

　　2300万美元——这样一个天文数字，几乎是当时云南省全部的外汇总额。在很多人看来，褚时健像是疯了。然而，褚时健不但没疯，还很清醒。对于风险，他当然也有所评估。

　　他的后顾之忧就是儿女。他专门去找过弟弟褚时佐，他说，一旦他将来出了什么问题，让褚时佐帮忙照顾好他的儿女。

　　当来自英国、德国、美国和意大利等不同国家的先进设备陆续投入使用之后，玉溪卷烟厂一步跨越数十年，迈入世界级烟厂之列。1987年，在考察完玉溪卷烟厂的引进工作之后，国家机械进出口总公司的负责人很受触动：“今后国内的烟草行业搞引进，根本不用到国外去考察，去玉溪卷烟厂找褚时健就行了。”

　　从国外引进设备，只是褚时健计划里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则跟原料有关。在褚时健看来，设备和技术不过是外部手段，对烟草质量起决定性作用的，却是烟叶。烟叶是烟农们在田地里种出来的，褚时健因此又将目光盯上了烟田。他要把卷烟厂的“第一车间”建在烟田上。

　　1984年，褚时健把美国农业部的烟草专家、华人博士左天觉请到了玉溪。在烟田里走了一遭，左天觉很快便得出了结论：化肥使用不当，加上采摘过早，导致烟叶普遍营养不足，发育不良。烟叶的质量低劣，其实也怨不得烟农。

　　烟农的收入跟烟叶的产量直接挂钩，至于烟叶的质量，却不在他们考虑的范畴。更何况，要提高烟叶的质量，先要改造烟田，资金和技术从哪里来？

　　褚时健的计划是：在通海县划出一块“优质烟叶”试验田，由玉溪卷烟厂提供资金和化肥，帮助农民修建水库和水管，彻底改造烟田，惟一的条件是：所有烟叶都必须出售给玉溪卷烟厂。

　　说起来简单，褚时健的计划却“冒犯”了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中国烟草行业的供产销三个环节相互割裂——烟草公司负责烟叶生产，但不生产卷烟；卷烟厂负责生产卷烟，但无权销售；烟草专卖局只负责销售，其余一概不管。

　　也就是说，褚时健帮助烟农改造烟田的计划，其实是跨越了他的边界，等同于“拿着卷烟厂的桶，到烟草公司的井里舀水”。褚时健却顾不了那么多，他绕过烟草公司，直接向通海县委和科委寻求支持。在通海县委领导的支持下，褚时健如愿以偿，他的“第一车间”终于在烟田里扎下根来。

　　1985年，玉溪卷烟厂拨出50万元资金，开始扶持烟农试种优质烟叶。不出所料，烟叶质量显著提高。然而，当褚时健准备进一步扩大战果，将“第一车间”在玉溪全面推广时，固有体制却仍然是个阻碍，甚至有上级领导斥其“放肆”。

　　一不做二不休，褚时健又提出了“三合一体制”的设想：卷烟厂厂长既是专卖局局长，又是烟草公司经理，供产销三个环节有机结合，便于统一指挥，以烟草质量为龙头，“龙头怎样摆，龙尾就怎样甩”。

　　1986年，当云南省委领导表态“可以试试”之后，褚时健再一次得偿所愿。他大权独揽，不仅是玉溪卷烟厂厂长，还兼任玉溪烟草公司经理和玉溪烟草专卖局局长。

　　从此，褚时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

　　03

　　巅峰跌落

　　从1979年的年产27.5万箱，到1988年的年产218.3万箱，在褚时健的带领下，玉溪卷烟厂仿佛坐上了火箭。

　　自1985年首次创汇以来，到1988年，短短三年时间，玉溪卷烟厂已经累计创汇1亿多美元。当年，有中央领导视察过卷烟厂之后，跟褚时健开了句玩笑：“你们开的不是烟厂，开的是印钞厂啊。”

　　回想当初申请贷款时的忐忑，褚时健终于松了口气——他不仅还清了贷款，还为国家创造了大量利税，再不用担心被抓去坐牢了。

　　1988年7月28日，国家放开名烟零售价的第一天，“红塔山”每包售价就从原来的1.3元涨到了3.9元，第二天又涨到了5元。同样是在1988年，在全国工业企业10家利税大户中，玉溪卷烟厂名列第五位，“红塔山”大放异彩。

　　还是在1988年，褚时健被评为云南省劳动模范，被授予“全国优秀经营管理者”称号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这一年，褚时健已经60岁了。有人问他：还打算干几年？褚时健哈哈一笑：人生六十才开始嘛！

　　1989年，褚时健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90年，褚时健荣获“全国优秀企业家”称号，授予终身荣誉奖“金球奖”。1994年，褚时健被评为全国十位“改革风云人物”。

　　从1994年开始，褚时健几番游说，终于拿到优惠政策，变相取得直销权，在全国开设了12000个专卖店。这一年，玉溪卷烟厂利税达到了157亿元。

　　1995年9月，玉溪卷烟厂改制为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同时组建了云南红塔集团。褚时健担任董事长职务。褚时健原本计划在企业利税达到50亿时便功成身退，光荣退休。然而，当红塔集团利税的达到200亿时，他却仍然停不下来。他说：“欲罢不能，身不由己！”

　　1996年，玉溪卷烟厂在关索坝的扩建厂区竣工投产。“红塔山”也在美国占稳了脚跟，每个月销量有2500件到3000件。香烟论件，一件香烟是50条，一箱4件。无论是质量，还是价格，“红塔山”所代表的国产香烟开始跟国外名烟比肩。褚时健投向“万宝路”的目光，早已经不像原来那般羡慕。

　　据统计，截至1996年，在褚时健任职期间，玉溪卷烟厂已经为国家累计创利税800多亿元。

　　褚时健步入巅峰，“中国烟王”名扬天下。曾经濒临倒闭的玉溪卷烟厂，也已经成长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的现代化烟草企业。

　　“红塔山”这个品牌，当年几乎成为了国产高档香烟的代名词。在指标横行、倒卖成风的年代里，“红塔山”也催生了一批“倒爷”。

　　一条“红塔山”的出厂价是55元，一番倒卖后，市场价居然飙升到了100多元。在“倒爷”们眼里，“红塔山”无疑是一条致富捷径，而掌管“批烟大权”的褚时健，则被视为“财神”。

　　在暴富的“倒爷”当中，一个名叫林政志的洛阳个体烟贩，终于点燃了褚时健“后院”里的大火，并且，间接将褚时健拉下马来。

　　1995年，一封匿名举报信寄到了中纪委信访室。举报信发自河南，信中说：林政志勾结三门峡烟草分公司，通过向褚时健的亲属行贿而取得卷烟指标，获利800余万元。

　　中纪委迅速介入调查，林政志很快招供：他先后从玉溪卷烟厂套购8000多件卷烟，并多次给褚时健的妻子马静芬等人送钱送物。

　　1995年3月，褚时健的妻子马静芬被收审，马静芬的弟弟马建华和妹妹马静芳同时被关押。很快，褚时健的女儿褚映群也被带走调查，关押在河南。褚时健虽然暂未受牵连，却被种种传言包围。

　　他内心巨浪滔天，表面却波澜不惊。此时，关索坝的卷烟厂扩建工程已经进入关键时期，褚时健继续奔波在工地上。

　　1995年9月，云南红塔集团和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同时成立，褚时健担任董事长。

　　褚时健刚刚担任董事长没几天，女儿褚映群便在狱中自杀身亡，年仅39岁。噩耗传来时，褚时健潸然泪下，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为了关照女儿，他才答应她的要求，向她指定的地方烟草公司批烟，不料将女儿送上了不归路。

　　女儿已经走了，妻子仍被关押，儿子还在国外。这一年中秋节，褚时健孤身一人，裹着毛毯，对着电视，无比凄凉。

　　1996年，昆明市常务副市长来到玉溪，担任红塔集团党委书记、副董事长和总裁职务。此时，褚时健仍然是红塔集团董事长，但情势已经变得微妙起来。当年12月28日，褚时健在中越边境被截留，随后被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带回昆阳。

　　1997年1月6日，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对外发布消息，宣布对褚时健进行立案侦查。2月8日，褚时健被监视居住。7月10日，褚时健被正式批捕。

　　1999年1月9日，褚时健案宣判。判决书长达8000余字，其中认定褚时健的贪污金额是174万美元，来源不明的财产金额则包括人民币403万元和港币62万元。

　　此外，检察机关曾经指控褚时健一笔1156万美元贪污，疑罪从无，未作认定。最终，褚时健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对褚时健的判决生效后，舆论哗然。跟多数贪污犯罪的主角不同，褚时健所遭遇的，并非一边倒的唾弃，其中亦有很多同情的声音。

　　担任褚时健辩护人的是云南著名律师马军，他曾经算过一笔账：从1979年到1996年，褚时健出任玉溪卷烟厂厂长17年，这17年，企业利税总额为800亿元，而褚时健合法收入总计80万元，比例是十万分之一。

　　换句话说，企业每创造利税1个亿，褚时健收入1000元。算完了这笔账，马军颇为感慨：一个企业领导人，17年辛辛苦苦，为国家创造了数百亿元利税，自己的全部合法收入却不及一个影星拍一条广告的收入，一年的收入还不如一个歌星走一次穴的收入，如何体现国有企业厂长经理的价值？

　　在马军看来，褚时健走上犯罪道路当然有主观因素，但冷酷的现实促使他心理失衡，却是客观因素。

　　同情褚时健的人们普遍都认为，褚时健的贡献有目共睹，但褚时健平均每个月3000多元的工资，的确无法体现企业家的人力价值。褚时健案发后，经济学家周其仁评论：“我们拥有世界上最昂贵的企业制度，也拥有最便宜的企业家。”

　　关于贪污的动机，褚时健曾经对检察官有过一段供述：“当时，新的总裁要来接任我。我想，新的总裁来接任我之后，我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我也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褚时健这番话，释放出了国企管理者对薪酬分配制度不满的情绪。

　　其实，褚时健并非“倒”在59岁，却被归入“59岁现象”，进而又引发了一轮大讨论。所谓“59岁现象”，简单地说，就是在退休前“最后捞一把”，所谓“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外界一度沸沸扬扬，漩涡中的褚时健却再无声息。他走进监狱，开始服刑。一代“烟王”，自此谢幕。

　　04

　　东山再起

　　走进监狱的那一年，褚时健已经71岁了。几乎没有人会想到，他还会从头再来。

　　由于在服刑期间表现良好，褚时健获得了减刑，由无期徒刑改为17年有期徒刑。

　　褚时健是个闲不住的人，一旦闲下来，身体状况就会越来越差。有一次，他竟然晕倒在牢房里，医生检查之后才发现他患有糖尿病。病情最严重的时候，走路都成了问题，只能扶着墙艰难挪步。

　　2002年初，办理完保外就医手续，褚时健走出了监狱。褚时健刚刚走出监狱，就有不少烟草企业的负责人找到他，希望他复出，有人高薪聘请他去做顾问，甚至还有人找他去开矿。

　　褚时健都拒绝了。他有自己的想法，他的想法就是——种植冰糖橙。

　　种橙的想法缘起于2001年底。那时候，褚时健还在监狱里服刑。有一天，弟弟褚时佐到监狱里探望褚时健时，带了一兜老家的橙子。

　　褚时健吃了一个，他觉得很甜，从此记在心上。虽然身在牢狱，而且刑期漫长，却并不妨碍褚时健始终心存梦想。现在，他离开了监狱，又可以甩开膀子干了。

　　从2002年起，褚时健来到新平县戛洒镇新寨梁子，在哀牢山上承包了2400亩地。就这样，褚时健开始了第二次创业。

　　之所以选择哀牢山，是因为这里的自然条件——光照、湿度、温度和水源，都很适宜种植果树。褚时健所选择的荒山，周围5公里内无居住村庄、方圆20公里内无工矿企业，可以保证果树的生长环境毫无污染。

　　而哀牢山下的戛洒镇，也是褚时健非常熟悉的地方。在进入玉溪卷烟厂之前，他曾经在戛洒糖厂工作过十几年时间。

　　刚开始种橙的时候，经常有人问褚时健：你都74岁了，还折腾个啥？褚时健回答：我70多岁离开监狱，总得找点事儿做，让生活充实点，而且，闲下来我的身体就更糟了。

　　其实，这只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则是：心里不平衡。褚时健说：“现在的国企老总一年收入几百万、上千万，我也不想晚年过得太穷困。”

　　此外，倔强的褚时健还想证明自己。当褚时健在玉溪卷烟厂干得风生水起时，也曾听到过风言风语，有一种说法是：卷烟厂搞得好，那是因为政策好，烟草属于垄断行业，而云南烟叶得天独厚。现在，74岁的褚时健想告诉人们，离开了烟草行业，他同样也能成功。

　　褚时健信心满满。他和妻子马静芬在山头扎下工棚，干劲十足。然而，创业的艰难却是他们绕不开的。在山上种橙子，水源是第一个问题。云南光照好，但山上缺水。褚时健想用山泉水浇灌果树，然而，要将哀牢山森林公园里的山泉水引入果园，需要架设五六条管道，一条水管就要一百七八十万，光是水利设施就要花费1000多万元，而褚时健当时手头只有一百多万。

　　当然，筹集这1000万元对于褚时健来说问题不大。风光的时候，褚时健曾经帮过很多人，现在，那些人又反过来帮他，一方面是出于相互的情感，另一方面，他们也信任褚时健有偿还借款的能力。

　　水源问题解决了，别的问题接踵而至。果树营养不良、橙果储存期过短、自然灾害如何应对……问题层出不穷，褚时健焦头烂额。创业第二年，2400亩果园只收了14吨橙子。褚时健毫不气馁，他一边实践，一边学习。

　　他要求每棵果树只保留240-260朵花，产量虽然减少，却保证了橙果吸收阳光和养分。此外，橙果质量好不好，跟肥料有关。肥料也是褚时健配制出来的，其中含有烟梗的成分——曾经的“烟王”，仍然忘不了烟草。

　　果园的管理方式也是褚时健的“发明”：从全国各地聘请专家来做技术指导；从当地雇佣才干出众的农民为“作业长”，分片管理；从当地雇佣大量农户进行作业。就像在卷烟厂一样，仍然是承包制，责任清晰，奖惩分明。

　　褚时健还给他的橙子实行了严格的分级制度。根据果子的直径、外形、色泽和口感等标准严格区分等级：特级果，直径70毫米左右，单个重量180-230克，1箱5千克装大约26个左右；优级果，直径65毫米左右，单个重量120-170克，1箱大约36个左右……

　　2002年，褚时健进入冰糖橙这个领域的时候，云南的冰糖橙市场已经接近饱和。然而，褚时健仍然挤了进来。他想创建一个属于自己的牌子。他给自己的橙子取名为“云冠”牌。

　　终于，褚时健的橙子上市了。刚开始，人们并不买“云冠”的账，毕竟它的价格比普通橙子高出数倍。在竞争激烈的水果市场上，褚时健一时也无计可施，只能亲自上阵，站在街头搞促销。

　　虽然有人认出了他，但在更多人的眼里，这个七十多岁的老头，跟别的水果贩子区别不大。无奈之下，马静芬打出了一条横幅：“褚时健种的冰糖橙”。褚时健开始并不同意，然而，在妻子的坚持之下，他终于默许。

　　褚时健毕竟曾经是个名人，他的橙子很快便打开了市场。“云冠”这个名字遭人冷落，“褚橙”的叫法却从此传开。

　　2009年，褚时健还清了1000万元借款。2011年，“褚橙”年产量8000吨，产值3548万元。2012年，创业第十年，嫁接电商“本来生活”和“i有机网”，“褚橙”大规模进入北京和成都市场，轰动一时。褚时健特殊的人生经历一再被提起，“褚橙”被人们视为“励志橙”。

　　2013年，褚时健的2400亩果园，年产量已经达到8000-9000吨，固定资产8000万元、年利润3000万元。褚时健终于由“烟王”变身为“橙王”。

　　当人们再三问及二次创业的动机时，褚时健的回答是：“有个事情做，人就有希望，人得在希望里头活。”

　　褚时健又一次引领了潮流。在他身后，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加入到这种新型农业模式中。

　　2013年11月，联想控股发布了一款水果产品——“柳桃”。柳传志说，褚时健曾经送给他一盒橙子，“我觉得把‘柳桃’配在‘褚橙’后头，已经对我是个很大的鼓励了。”

　　同样是在2013年，潘石屹也开始跨界农业，线上推出了他家乡甘肃天水的苹果，这种用山区小学“童子尿”浇灌而出的有机苹果，被人们称作“潘苹果”。

　　早在2002年，褚时健刚刚种下第一批果树时，王石便专程去哀牢山拜访过他。褚时健的创业豪情，令王石感慨万千：“你想象一下，一个74岁的老人，戴一个大墨镜，穿着破圆领衫，兴致勃勃地跟我谈论橙子挂果是什么情景。

　　虽然他境况不佳，但他作为企业家的胸怀呼之欲出。我当时就想，如果我遇到他那样的挫折，到了他那个年纪，我会想什么？我知道，我一定不会像他那样勇敢。”

　　在微博上，王石借用了巴顿将军的名言，来评价这位让他钦佩不已的企业家：“衡量一个人的成功标志，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低谷的反弹力。”

　　文章来源：陈海、金凌云《一九八四：企业家归来》

　　推荐书目

　　《一九八四：企业家归来》

　　内容介绍

　　王石作序力荐！张维迎、周其仁鼎力推荐！

　　1984年被中国媒体称为“企业家元年”。这一年，柳传志在在中关村(000931)的一间传达室里创办公司，张瑞敏改造青岛日用电器厂，李经纬推出“东方魔水”健力宝，王石在深圳成立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

　　他们后来均成为中国企业家群体中的领军人物，而1984年，正是这一切的起点。

　　本书试图在逻辑上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1.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家在中国是如何孕育和成长的？

　　2.既然市场是企业家出现的必要条件，而产权又是企业家成长的关键，那么产权与“企业家才能”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它们携手回到当下中国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3.企业和企业家的价值观为什么重要？为什么要实践企业公民？

　　一起探究企业家的生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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