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刊财经】罕见减税与赤字安排说明：市场从此“不差钱” ——专访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院长胡怡建

　　文/王飞

　　广受企业关注的国家减税规模，终于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得到确认。今年我国将减税降费约2万亿元，同时财政赤字也达到了2.76万亿元，这都是历史罕见的大手笔。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院长胡怡建在接受《红周刊(博客,微博)》专访时表示，仅增值税税率改变就为企业减负约8000亿元，其中制造业受益最多。同时，虽然赤字扩大，但相关政策的宽松令市场流动性变得宽裕。

　　GDP增速“底线”略低于预期 税收收入增速偏高

　　《红周刊》：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19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6%~6.5%。这和渣打银行年初时预测的区间一致，和中国银行(601988)6.5%左右的预测较为接近，您是怎么看这一预期目标的？

　　胡怡建：我认为这一预期是合适的。当前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确实放慢了，而放慢的原因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济增速进入到了新常态，即经济的增长速度由高增长变成了中低增长；第二，目前正处在经济转型的过程当中，需要以转型来换增长；第三，外部环境发生了重要变化，依靠出口拉动型的增长红利在逐步消失。

　　可以预见，这种下降不是短期的，而是一种长期的趋势性。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经济的增速呈现出了逐渐下移的趋势性特征，刚开始是保住7%的增长速度，然后6.5%~7%，最后6%~6.5%，以后可能会出现5.5%~6%经济增长速度，甚至5%及以下。科技创新在逐步的推进，“减速增质”、高质量发展逐渐成为一种追求。

　　《红周刊》：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2019年的经济表现是不是不太乐观？

　　胡怡建：这实际上是期望值的问题，乐观和不乐观取决于目标和目标最后实现的结果。如果我们有预期，认定经济进入了新常态，那么6%~6.5%的增速就是正常的。相反，如果我们认为经济没有进入新常态，6%~6.5%的增速就是不正常的。个人认为，在当前的大环境下，不出现大的波动以及系统性风险，能够保持6%~6.5%的增速已经相对乐观了。

　　《红周刊》：我们看到GDP增速在下移，但我国的税收增速却不低。我国去年的税收收入为156401亿元，同比增长8.3%。不仅如此，过去数年来，我国税收增速大多都高于GDP增速，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胡怡建：首先，这是统计口径的问题，GDP是按照不变价计算的，税收是按照现价计算的。由于通货膨胀的作用，在同样增长率的情况下，按现价计算可能要高于按不变价计算。

　　其次，税收的增长既有实体经济的因素，也有可能是虚拟经济的因素在起作用。比如公司在资本市场上市以后，资产出现了升值，在交易过程当中就产生了交易的差价，这种差价就产生了税收。但像这种资产性质的交易尽管会有成交的税收，却基本上很少去计量它的GDP，所以会出现很多没有GDP的税收来源，这可能也是影响税收增速高于GDP增速的一个重要因素。

　　增值税税率下调 企业直接“减负”约8000亿元

　　《红周刊》：去年是大幅减税的一年，全年为企业和个人减税降费约1.3万亿元。您觉得这个减税力度和实际效果怎么样呢？

　　胡怡建：最近几年的减税降费力度都比较大，并且还有一种逐渐提高的趋势性特征。可以看见，从2012年试点实施营改增到2016年全面实施营改增，减税力度在逐步的加大，至2018年年初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1.1万亿元，到2018年后半年更是提高到1.3万亿元。当然，今年的2万亿元减税降费目标就更大了。

　　从企业层面来说，企业经营比较好的，对减税降费会有比较直接的感受，经营困难的可能没什么感受。减税效果主要是由经济增速决定的，在经济下行、企业相对成本提高和利润下降的过程中，减税效果被抵消掉了，所以企业的感受和宏观减税的力度产生了一定的反差。

　　《红周刊》：今年减税降费目标是2万亿元，主要会从哪些税费上着手呢？

　　胡怡建：政府工作报告已经明确了三项减税项目，第一个是小微企业的增值税，将其起征点提高；第二个是小微企业的所得税，将其减半甚至是按1/4征税，这个是所得税的降税；第三个是个人所得税，从去年10月份已经开始实施。另外，社保费降费也存有可能，还有一些其他行政性收费的下降。

　　《红周刊》：从增值税来看，目前是将制造业等行业现行16%的税率降至13%，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现行10%的税率降至9%，保持6%一档的税率不变。您是怎么测算这个减税规模和力度的？

　　胡怡建：在增值税中占比较大的是16%档，大约占增值税总税收的55%，10%档占比25%，6%档占比20%。据我估算，16%档下调一个百分点大约减税在2000多亿元，10%档下调1个百分点大约减税1800亿元，6%档下调一个百分点可能在1600多亿元。由于16%档降了3个百分点，再加上10%档降低了一个百分点，合计减税约8000亿元。这个规模若按照去年的值来算，减税规模大致相当于去年增值税61 529亿元的13%,相当于去年总税收156 401亿元的5.12%，相当于去年GDP约90万亿元的0.89%，相当于今年减税目标2万亿元的40%。。

　　《红周刊》：可以说制造业公司受益最多吗？

　　胡怡建：16%档主要以工业和商业的制造业为主下调3个百分点的话就有18.75%的降幅，10%档下调一个百分点有10%的降幅，6%档没有变动。

　　三种不同的档位以及三种不同的下调比例反映了两个现象，一方面是政策对制造业等行业减税力度较大，大概率受益更多，对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减税力度较小，受益较少；另外一方面也反映了税率结构存在差异，要缩小不同行业的税率差，就要大幅度降低高边际税，使其向中间靠拢，这也起到了优化税制结构的作用。所以，这里边有一些结构性的调整和差异性的政策体现。

　　减税规模可能无法进一步扩大

　　《红周刊》：我们看到，今年将增加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这和给它们减负似乎是冲突的？怎么一边减税，还一边抽血？

　　胡怡建：这不冲突。政策既有普惠性又有特惠性，从普惠性上来讲，增值税的减税、企业所得税的减税、社保费的降低以及行政性收费的降低，所有企业都得到了优惠。但从特惠性上来讲，不同企业的基础是不一样的，所以政策有针对性的优惠。比如小微企业所得税的减半征税或者是1/4征税，一般企业还是按正常交税。

　　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处于垄断地位，盈利水平要远高于其他的行业。而国有企业不仅是国家征税对象，也属于国家所有，既要按照行政权征税，又要按照所有权分享它的收益。在这种金融机构和大型国企盈利水平相对比较高的情况下，通过适当的收取利润来平衡企业之间的利润差，这让中小企业有了更多的减税的空间，起到了以丰补缺的作用。

　　《红周刊》：去年减税降费额度从1.1万亿最终扩大到约1.3万亿元，今年会重演这一幕吗？

　　胡怡建：实际上，2018年的扩大有一个特殊的一个背景。去年经济增速是前高后低，后半年受到的经济压力和挑战要大于上半年。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以后，压力就更大了，这也促使降税降费的力度加大，所以下半年才推出关税的税率下调，个人所得税的改革等举措。

　　至于今年，国家已经预计到去年下半年经济下行态势将延续，所以不但在经济增长率上比去年低，在减税计划上也要远大于去年，2万亿元的减税规模应该说是历史上罕见的。

　　当然，是否会加大减税力度还要视经济的变化情况而定。但我认为，如果经济继续下行，减税力度再增加的空间也不会很大，因为财政的财力相对来说还是很有限的。

　　财政赤字增加 市场流动性相对宽裕

　　《红周刊》：中国2019年赤字率拟按2.8%安排，比去年预算高0.2个百分点，临近3%的国际安全线，对标国际上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处于怎样的水平？

　　胡怡建：对比世界上的一些发达国家，中国2.8%的赤字率应该说已经不低了。今年赤字率比去年高可能主要是因为今年的内外环境的压力要大于去年，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减税政策的顺利出台，增加财政赤字发行债券也是一种选择。

　　我认为，在经济下行的时候，短期来讲，采取增加财政赤字的措施是可接受的。但从长期稳健的财政政策来讲，应该在经济下行时通过减税增支；在经济膨胀时，通过增税减支来增加财政盈余，并且用财政盈余来弥补财政的赤字，周期性的减少赤字的负面影响。

　　而从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却并不是这样，在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出现了比较大的赤字，在经济相对比较平稳或者经济增长比较高的时候，赤字仍然比较大。

　　《红周刊》：今年拟安排财政赤字2.76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2.15万亿元，也比去年增加8000亿元。这对对二级市场的资金流动性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胡怡建：由于个人或者企业购买政府的债务，就会使本来用于储蓄和投资的资金减少，我认为，赤字增加可能会间接的导致资金的紧缩。但实际上，资金流动性直接和信贷、货币发行和去杠杆挂钩。

　　从去年的情况来看，主要是信贷紧缩、货币发行收缩以及去杠杆从而导致了资金紧缩。而今年为了保持经济的稳定，在货币发行、信贷规模以及杠杆上都是采取了中性的政策，所以相对去年说，尽管财政赤字增多，但是资金却要比去年宽裕的多，这个从近期的资本市场中也反应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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