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后又一重量级会议！国内外政商学界“大咖”齐论贫富差距与民粹主义，世界风雨飘摇下中国如何安身？

民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全球化逆流，多边贸易体系面临瓦解，全球市场预期悲观下，世界经济的出路又在哪里？

　　3月23日，2019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在京召开。这是每年两会后最受市场关注的一场“盛会”，参会嘉宾来自国内外高层次的政商学三界，可谓绝对的重磅大咖。在今天的会议议程中，中美关系、世界经济所面临的逆全球化挑战、中国深化对外开放成为聚焦的热点话题。

　　从当天与会嘉宾的发言看，来自国内外的政商学界人士都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对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忧虑，以及对左翼思潮回流下世界经济走势的高度关注，且均呼吁要继续顺应全球化，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合作共赢。

　　金融危机后贫富差距拉大引发民粹主义抬头

　　贝莱德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劳伦斯·芬克认为，金融市场正在处于一个转折点，2015年以来在金融经济领域发生的一些新情况与2008年金融危机早期的情况非常类似，而其根源在于民粹主义的上升，以及政府试图努力应对这种民粹主义的方式。

　　“当前对于贸易争端的谈论，是民粹主义抬头的结果。我们应更关注这方面的发展。对资本市场来说，政府应该考虑如何应对民粹主义的崛起，民粹主义是因为什么原因崛起，以及如何采取措施来缓解民粹主义抬头所带来的问题。”劳伦斯·芬克称，不然的话，我们会面临一个越来越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世界上也会有越来越多的贸易问题，因为每一个国家都试图要捍卫自己的利益。

　　民粹主义为何会抬头？在劳伦斯·芬克看来，这是金融危机后全球央行实行宽松货币政策，进而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的结果。

　　他认为，从金融危机之后，不平等越来越两极分化，主要是央行一直都非常有效帮助全球经济摆脱严重的衰退，但是它们所采取的工具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改善了金融资产状况，因此使得拥有大量金融资产的群体受益，其财富得到大幅度增长，而对世界上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如中国、欧洲的大多数人可能只有一套房子和一些储蓄，他们没有太多的金融资产，就无法享受金融资产增值带来的财富效应，使得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世界上一些左翼政府的立场或表态，恰恰是对全球经济发展最大的威胁，会放缓全球经济发展的步伐。所以，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坚信，资本主义必须要找到更好的方式来发展，要促进包容性和加强全球合作。”劳伦斯·芬克称。

　　在今天的会议上，很多嘉宾都关注到了贫富差距加大所引发的民粹主义抬头的问题。美国桥水投资公司创始人瑞·达利欧也表示，全球化扩大了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但是缩小了国家之间贫富的差距。经济发展的目的是是为了改善大多数人的福祉，但总体看目前没有实现这个目标，美国现在的贫富差距非常巨大，这已不仅仅是公平与否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已经影响到整个体制继续发展的问题。

　　达利欧警告称，如果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就会出现民粹主义，这会带来很多风险，现在我们就遇到这样的问题。在今后的几年中，美国、欧洲等一些国家都有重要的选举，选举中都会面临着机会和收入差距的问题，这是非常紧迫的问题。

　　国际经贸规则需要重构 WTO亟待改革

　　美国前贸易代表、美国威凯平和而德律师事务所资深国际合伙人巴尔舍夫斯基表示，现在G20中的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都在放缓，全球企业的预期都非常负面，贸易增长在减速，跨境贸易、投资、银行贷款、供应链都在缩水或基本停滞不前，随着全球化越来越脆弱，全世界反对全球化的情绪也在扩散。

　　“全世界反对全球化的情绪扩散，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我们很少有人经历过大萧条和世界大战，二是我们没有为全球化的‘失败者’做太多事情，在发达国家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是输家。” 巴尔舍夫斯基说。

　　她指出，当前世界经济局势中有五点变化需要关注：

　　一是经济竞争和冲突。中美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有着非常深刻的经济冲突，这种“仇视”情绪也在全世界范围内蔓延，深刻影响了全球。这种经济情绪实际上是由美国总统特朗普提起且已非常深重。中美关系所产生的影响将深刻威胁到全球经济体系。

　　二是缺失的领导力和失灵的领导力。特朗普政府的对全球多边体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敌意，美国从一个全球化体制的推动者变为反对者。这种敌意也收获了一些政治认同，各国越来越多以国家安全为理由来反对贸易和限制投资，保护主义不断崛起。这些表现都是因为没有展现出应有的领导力。

　　三是从经济发展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25个发达经济体中有5.5亿人口在过去十年收入停滞不前甚至下降，美国有有很多人都觉得现在的生活水平不及上一代人，这种情况是“二战”以来第一次出现，所以大家就有很多的悲观、疏远、愤怒的情绪，尤其是在政治领域中有了很多民粹主义的倾向。

　　四是现在大家都会指责向WTO这样的国际组织造成了不平等，越来越多的国家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对全球贸易投资或全球化设置障碍，这使得公众对全球化以及国际组织产生了一些憎恨情绪。

　　五是商业形式发生快速变化，现有的国际组织没能及时调整适应新变化，WTO成员国在过去18年里没能成功进一步释放传统经济体中的新活力，现在有很多区域贸易协议，这在地理安排上有便利性，是按照地缘政治的趋势划分，但这种区域性的贸易安排可能会对全球贸易产生进一步的分化。

　　因此，她建议，WTO可否考虑认可区域性的贸易安排，WTO自己也需要与时俱进，适应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自动化、物联网等新事物的出现。

　　实际上，会上有不少嘉宾都呼吁推动WTO改革。世界银行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佩妮洛皮·蔻加诺·戈德堡认为，WTO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冗长的程序、官僚体制等都是被抱怨的对象。要想取得进展，要想推动新的多边的倡议，就需要所有国家的参与，要保证所有的利益和关切至少都能够被大家听到。其中，中国需要在未来的多边倡议中发挥领导力作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认为，不可否认，2019年全球经济依然会面临比较大的下行压力，但是只要各种风险不进一步加剧，全球经济应该不会出现全面的衰退。

　　从中长期看，王一鸣认为三个因素对未来经济走势会有很大影响。第一，新一轮技术革命能否成为推动全球增长和融合的引擎。第二，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能否达成共识，并发挥正面的效力。“当前WTO改革正在启动，虽然主要经济体利益诉求差异很大，短期内似乎很难达成共识，但这种贸易摩擦和投资保护带来的巨大成本会使人们终究认识到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制总是比碎片化的双边贸易体制要更加有利于全球经济和自身的利益”。第三，全球化能否适应新变化，并且能够进一步升级来形成新的全球经济秩序。

　　“现在我们所经历的贸易冲突，可能也是一个全新的多边倡议崛起的黎明前的黑暗。WTO未来仍然将会发挥它的作用，中国也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佩妮洛皮·蔻加诺·戈德堡称。

　　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升级

　　面对全球经济的增速放缓、悲观预期以及冲突升级，中国应该如何做？总结来看，对内升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外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或是应对当前全球局势复杂局面的主要“抓手”。

　　在针对国内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财办原副主任杨伟民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过去三年取得明显成效，但2018年下半年开始，我国经济再度掉头向下，这恰恰说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没有触及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目前经济下行固然有国内外短期因素的影响，但主要还是长期结构性问题积累后在短期的反映，“三去一降一补”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和面临的突出问题提出的，但现在情况发生一些变化。

　　“因此，应在三个方面加大工作力度，促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升级版。”杨伟民称。

　　具体来说，一是拓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提了八字方针：巩固、增强、提升、畅通。这意味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已经不再局限于“三去一降一补”，更重要的是拓展到增强微观实体活力，提升产业链水平、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二是以改革为手段，以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为重点，推动相关领域的改革，防止改革空转、企业无感。其中，应加快垄断行业、土地制度、住房制度、政府职能等改革，归结到一点，就是要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三是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要调整三个结构：首先是融资结构，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其次建设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增加中小金融机构的数量和业务比重，增加民营银行和社区银行，推进城商行、农商行业务回归，推动农信社重大改革。此外，产品结构要积极推行个性化、定制化、差异化，扩大抵押物的范围，按照企业不同产品的生命周期来确定贷款的期限，完善银行内的尽职免责制度，建立激励机制，开发实体企业和银行共担风险的金融产品，开发适合民营、小微企业的产品等。

　　中美互补性很强 深化改革开放

　　在深化对外开放方面，随着《外商投资法》的通过，今年我国将在对外开放方面有更大力度、更多实质性的举措。

　　中财办副主任韩文秀就表示，我们愿与有关各方强化落实和监督相互开放的承诺，我们不开空头支票，我们是行动派。我们要认真实施《外商投资法》，加快制定配套措施，这将成为中国法治化营商环境的一个里程碑。下一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将继续缩减，外资将能够进入更大市场空间、更多产业领域，享有充分的国民待遇。

　　韩文秀透露，中国的对外开放将更加注重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持续扩大货物和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同时，要借鉴和对标国际先进经验，提升和完善我国的经贸规则、标准等制度环境，使之更加市场化、法治化、规范化、国际化、高端化。

　　韩文秀强调，开放往往倒逼被动的改革变为主动的改革，明天的改革变为今天的改革。对外经贸磋商中的结构性议题与中国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高度关联性，我们要以第二次“入世”的勇气和决心，加强统筹谋划，以解决结构性议题为契机，变外部压力为内生动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一举多得。

　　“中国渴望成为发达国家，而且将来一定会成为现代化的发达国家，但目前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是基本事实。我们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反对保护主义，倡导多边主义，加强国际合作。”韩文秀称。

　　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也表示，中美今天要找新的合作领域。中美之间要在业界、在各行业找合作的机会，中美互补性很强。中国金融业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开放准备，中美之间可以开放、可以竞争。

　　“我管证券部门公募基金，都可以开放，都可以竞争，美国有抱怨，我们可以加快。开放对双方有利，我们有很多地方可以开放。我本人主导的一个关于中美金融间的业界对话上个礼拜开了第二次会，能感觉到业界有谈不完的生意，互相合作机会很多，在能源等行业也是如此。”方星海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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