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去”的问题溯源及风险管控

　　霍建国：我们一般就说外部风险、内部风险，外部风险是属于项目本身，你对它把握怎么样，把握得不好，有可能产生一些环境问题或者是产生劳工纠纷，都会带来你的矛盾和风险。内部风险一般是指用人，大的企业集团，你负责伊拉克的项目，负责阿富汗的项目，结果上的太猛了，或者把握的不够平稳，出现了中间资金的断裂或者是出现了项目有隐患，这些都会带来新的风险。法律的风险也比较多。所以他们建议你进入一个市场的时候，首先要熟悉这个市场的环境，包括这个市场政府的理念，经济政策，还有它国家涉及到经济方面的法律如何解决员工的福利待遇问题，有的是能够有开除，按照《劳动法》角度讲非常复杂，有的时候他们在海外兼并一个企业，可能就觉得带了三四十个员工，问题不大，结果带过来之后，你是大包大揽接过来，但是后面这些员工，你可能裁没法裁，他有保护法律，你可能养，问题还不少。所以长期扯皮。还有一些项目，多数的国家，它的私有财产都是法律严格保护的，你如果在这个地方修一条铁路，如果这个合同强调的是承建方负责拆迁，人家说不定合同你觉得整体成本是合适的，但就这一条，你去拆迁的时候，就会受到很多的刁难，因为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拆得下来的，因为它有法律保护，而且一旦出现了纠纷，你要打官司，还不一定打得赢，他跟国内不一样。国内我们修一条路，修一条铁路都很快，因为我们的土地拆迁动员能力比较强，所以这些风险都是我们在海外经营当中要特别注意的。

　　当然像早期，刚才谭老师说到的大规模对外投资，像2016年、2017年上得特别猛，当时增长100%多，140%、170%，上的确实很猛。那个时候他也是多种因素，有的是为了走向国际化，在海外经营一片天地，使得企业显得我全球化，有的是为了追逐一种技术，把这个企业兼并进来，既接收了原有的技术，同时又可以利用现有的销售渠道，这两类可能都是比较正常的海外扩张或者叫企业的国际化过程。

　　第三类情况基本出现在很多上市公司或者是集团公司，它有的是为了造报表，最终年末的报表，说我海外还有一块资产，这个后来就停掉了，你像买宾馆的，买体育比赛项目的，买文化演出项目的，后来就明令都禁止，包括专门买房地产的，这个专门禁止了，只留下制造业或一部分资源性的，还算是正常的出去。这块总的来说，好像感觉有点跑偏，就是炒作得比较厉害。但是如果他经营能力强，也未必亏损多大，因为2016年、2017年美元在没有加息之前，他的贷款利率是很低的，当然当时还有人民币升值。

　　这个在很多案例里边都发现了，中国很多企业出去，当你要收购一个楼或者收购一个项目，企业的时候，它有一个议价的过程，这个议价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价格浮动上去了，本来刚开始的报价或者评估的价格，财务评估的价格也就是一百亿，但是抢来抢去，会抢到120、130亿，会高卖出去，这个因素，我们等于是钱没挣着，我们贷了更多的钱，但是挣钱的是中间商或者是从中服务的投行，他们挣钱比较多。中国人等于在这里给他们做了贡献。

　　当然还有一部分属于不知深浅的，一定要到美国去，说利率便宜，收一个企业回来坐吃，不用经营，还让当地承包经营就行了，往上冲的，跟风的也不少，当然个别的也有一部分企业是为了转移资产，也就是把国内的资产以投资的形式转移到海外，作为两个篮子装，避免他将来有什么风，这种因素也有。

　　走出去要注意哪些风险?

　　谭雅玲：如果从资金或者从投资角度，这两年比较突出的应该是判断风险，因为从判断风险的角度去看，比方说中石化或者中信泰富，中航油，这都是这几年比较抢眼的事件，而他们最重要的是比方对石油，对澳元，还有对期货市场的判断不够准确，最终走向逆行的带来的损失比较大。如果从“一带一路”国别的角度去看的话，我们走进了一些民营企业，直接涉及到跟土耳其的交往，因为去年年初的时候你去看土耳其，它的经济增长在4%到6%，还是非常好的，最终到了年底的时候变成了负数，年初的合作订单到年底的时候可能就毁约比较多，可能他原来要买你的设备，打算买的是10台，最终企业可能只有2台或者4台的订单，判断风险对中国市场来讲，应该显得比较急切，因为第一舆论导向比较短期和局部，再一个对外部市场的了解，这也是霍老师一直在跟企业上课所讲的，了解的不够全面，局部性的一知半解的了解甚至国内平化的现象还是比较严重，所以我们对海外市场的风险识别力，我个人感觉有一些瓶颈，道听途说，短期化、舆论化的东西比较多，能够根据自己产业和企业实际的需要去找专家，找专业准确的评估风险，这个准备是特别必要的。

　　第二个角度就是管控的风险，就是自己承受能力的风险，我听到更多“一带一路”的故事，是跟民营企业走出去相对操之过急有关，因为更多的看到国内民营企业的瓶颈比较明显，从历史延续下来的政策导向，再加上发展周期结构调整给民营企业带来的压力，应该是不言而喻。所以很多民营企业在“一带一路”也好，在我们的开放加快的局面下也好，有些企业比较急躁，比较盲目地走向海外，它能够管控什么样的风险，对海外风险的识别力和基本水平的评估都没有一个基础的把握，所以他急切地走出去要扩展自己这个领域或者这个产业的某一个板块，但是他对国际环境和某一个国家的环境了解的并不是很准确，所以像有些专家评估，他一旦走出去以后，它的风控就不是在国内了，而是在国际了，这个把握度给他带来的冲击甚至给中国信誉带来的冲击是应该特别值得重视的。

　　第三个角度应该是标准化的风险，我们的标准化应该按照国际版本来，但是我们的标准化可能更多是参照中国的特色和中国的含义，对国际很多真正的标准化了解的不是很清楚。再加上这两年我们的发展比较快，得到国际的认可和公认的程度比较高，所以有些企业会比较盲目地把自己本产业的标准带到海外市场去，所以有时候他会行不通，他受阻会比较严重，所以我听到的故事在东欧的市场可能受阻应该比较严重，因为相对于东欧的标准化，特别是法律的严格性应该是非常突出的，但是在我们国家法律或者法规的市场，法制的市场是正在建设之中，所以它如果跟特别完整、完善的法律体系的国家的对接，企业面临的困难或者面临的平静超乎自己想象力的被动局面，这几年听到的故事应该是挺多的。

　　所以我觉得“一带一路”从政策的初衷是一件好事，但是从企业产业参与的角度，他可能要学更多的知识，要有更多的国际概念和国际标准化的基准原则，这个走出去以后，对你来讲真是收益。如果你只了解一知半解，甚至相对来讲是想把国内不良的东西到海外去找到空间，找到平台，我觉得国内“一带一路”有这种想法的人应该是挺多的，这样的话可能你的碰壁受阻就会比较大，甚至会给我们“一带一路”本身的政策初衷带来的负效应就会比较大，所以相比较“一带一路”启动这么多年，我们的经验相对来说是非常丰富的，也是值得未来借鉴和继续能够发扬下去的，但是相对教训，应该说在某些层面也是非常沉痛的，也是需要我们去反思的。所以任何一个事物一定是两面的，但是我们要把未来做得更好，还是应该关注一些负面的这样对我们正面的经验和针对政策的有效实施，应该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