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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一带一路”金融大动脉

2019-05-21 15:19:05 和讯名家 

  多名金融官员表示,中国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应秉承共商共建的原则,尽可能地“在商言商”。

  本刊记者  魏枫凌/文

  2018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56个国家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56.4亿美元,同比增长8.9%,占同期总额的13%。在“一带一路”沿线的63个国家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893.3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52%。“一带一路”投资合作稳步推进。

  金融是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当中具体项目的大动脉。数位原金融高官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孙冶方悦读会”上发言建议,要打通这根血管,向“一带一路”沿线的项目以及参与项目的企业输血,需要中国主动参与建设新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融资体系,制定投融资规则,并且促进人民币成为流通循环的“血液”。

  长期资金缺口待弥补

  中东欧基金董事长姜建清称,以中东欧国家为例,2007年至2013年的欧盟年度预算数据显示,16个中东欧国家接收的欧盟结构性资金上千亿欧元,占这些国家年均GDP的11%至25%。在2014年至2020年的欧盟年度预算中,欧盟向中东欧国家提供的结构性资金投资安排大概是2000亿欧元。但是,这些国家的企业融资渠道单一,缺乏结构性设计,已经习惯于欧盟期限长、利率低的欧洲结构性资金,包括欧洲复兴银行、投资银行提供的资金。另一方面,虽然缺少资金,有些国家尚未尝试使用商业性资金,比如世界上已经成熟的PPP模式,相关的法律也不完善。

  还有相当一部分沿线国家主权评级很低甚至缺少评级,本土金融机构实力弱,动员储蓄能力差,西方银行不愿意贷款。这给中国提供了机会,但存在较高风险。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李若谷建议,中国除了直接参与贷款以外,还应当帮助这些国家搭建本土的金融体系。

  有观点认为,“一带一路”造成了有些国家的所谓的债务陷阱。原证监会主席肖钢称,在“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当中,观察可获得数据的63个国家,自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有37个国家的公共部门外债增长率是下降的,只有12个国家外债增长率提高了,并且从具体情况看,也不是因为接受了中国的“一带一路”的资金造成的,而是这些国家自身的其他原因造成的。李若谷也强调,借款不是债务风险产生的原因,借款怎么用,怎么管理,如果做不好,才是问题产生的原因。

  65个沿线国家当中有8个属于最不发达国家,有16个非WTO成员国,24个国家人类发展指数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并且相当一部分国家市场广阔、要素成本低廉。因此,发达国家之间通行的投融资规则难以适应,西方国家附政治条件的规则也令这些发展中国家难以接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吸收外来投资迫切需要与其发展阶段和国情相适应的投融资体系。

  商业化导向

  尽管“一带一路”已经上升为中国的国家战略,但姜建清认为,做好“一带一路”投融资应当是以商业化导向为前提。“除了一些政策性投融资外,商业机构或企业的投融资要走商业化道路,实现商业可持续,即按照商业化运作的模式,收益能够覆盖成本,获得合理收益。”

  人民银行原行长戴相龙看来,在新的投融资体系下,应当制定“一带一路”贷款规则,扩大“一带一路”人民币贷款。所谓投融资规则,特别是贷款规则,主要包括贷款用途、期限、利率、风险防范等内容,规定了贷款人和借款人的权责利关系。

  戴相龙进一步指出,从发放贷款的主体来看,对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发放“一带一路”专项贷款和“丝路基金”的投资,应通过专项办法进行规范。对商业银行在“一带一路”发放贷款,应从单项管理逐步做到规范管理,5年以后,再制定中国《商业银行“一带一路”贷款指引》。

  肖钢指出,西方国家以及以往中国习惯的用出口信贷或是买方信贷带动工程设备与材料的出口,这是所谓的“本国成分”,但在“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原则下,可以适当降低本国成分的比例,以获得本国的综合利益。李若谷也指出,中国提供资金的项目可以加大全球招标采购。

  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违约的状况还不是十分普遍和突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违约的问题是必然出现的。在肖钢看来,可以通过亚投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建立商业化的、有约束力的违约准则,建立违约救助机制。李若谷同时建议,中国应当和对外投资的东道国一道建立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以防范风险。

  以“一带一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戴相龙表示,中国在亚洲的地位,决定人民币国际化将从亚洲起步,从“一带一路”加速推进,“一带一路”成为人民币国际化一个突破口。

  戴相龙表示,“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要成为“一带一路”区域货币难以实现,排列于美元、欧元之后的第三大货币又过于保守,更积极稳妥的目标是成为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国际货币。“中国应该不断发挥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各种国际货币职能,实现到2035年,把人民币发展为‘一带一路’第二大国际货币的目标。”

  戴相龙指出,用人民币定价,是用人民币结算的基础,而用何种货币定价,则决定于供销双方和货币影响力。因此,提高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大宗商品的定价功能,也就增强人民币在“一带一路”贸易中结算货币功能。

  1973年,美国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后,要求中东石油出口国用美元定价和交易,美国通过美元和石油期货市场影响乃至控制石油价格,使许多国家遭受重大损失。中东是石油主要生产国,中、印、东南亚是石油主要消费国。2016年,中国采购全球石油的15%,铁矿石的50%,主要出口国大豆的70%,是全球第一大黄金消费国。因此,中国有条件逐步发挥人民币在石油、铁矿石、大豆、黄金等大宗商品中的定价作用,从而为用人民币结算创造条件。

  2016年4月,上海黄金交易所发布全球首个以人民币计价的黄金基准价格,未来“上海金”可与“伦敦金”、“纽约金”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2018年3月26日,以人民币计价的原油期货在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挂牌交易。不过,戴相龙强调,在各类大宗商品当中粮食作物是一个例外。“中国粮食以自求平衡为主体,除进行个别品种的补充,不进入全球粮食市场,以免引起国际粮食市场的巨大波动。”

  戴相龙认为,人民币贷款利率远高于美元、欧元、日元,是约束人民币境外贷款的最大障碍。

  人民银行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公布,2019年一季度新发小微企业贷款利率6.87%,而近几年中国物价增长在2%左右,不良贷款率降到不足2%。戴相龙依据上述数据认为,中国有条件逐步降低人民币贷款利率。

  至于降低人民币贷款利率的措施,戴相龙提出,一是由中央银行降低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基准利率,促进存贷款利率下降。二是提高央行对商业银行支付存款准备金利率,确保商业银行存款保本。三是推进主办银行制度,减少企业储备性存款,降低企业利息支出。四是央行和政策性银行以国家信用发行“一带一路”建设贷,转借主要商业银行使用。五是推进大型商业银行综合经营,降低综合成本。六是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步伐。

  在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推进多年以来,截至2018年年底,境外持境内人民币流通股仅占全部流通股3.2%,持有人民币债券仅占3.24%。戴相龙认为,可以从“一带一路”试点,取消对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所设机构数量和投资限额限制,只对境外单个和全部机构对境内一家上市公司股本投资的最高比例进行限制。此外,他认为可以选择“一带一路”优秀企业到上海发行熊猫债或上市,积极支持境内各类企业购买外汇或直接使用人民币到“一带一路”投资,并允许境内金融机构在向“一带一路”企业贷款时,在合作共赢前提下,可用一部分人民币贷款购买中国技术先进的设备。最后,戴相龙建议,中国可以支持国内金融机构和各种投资者到“一带一路”重点城市设立投资公司和基金,就地进行投资。

  时至今日,人民币已与31个国家及地区的货币直接交易,其中,“一带一路”有11个国家和地区。戴相龙提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货币互换主要用于流动性紧急补充,也可通过双方专项协议,将一部分人民币借给所在国金融企业,推动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至于“一带一路”的人民币离岸业务,戴相龙认为,应由东向西逐步梯次推进,重点发展中国香港、新加坡、伦敦人民币离岸业务中心,同时在南亚、中亚、中东选择在各区域有影响的城市,设立中资或中外合资金融企业和各种基金,推动建立人民币离岸业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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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何一华 HN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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