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人民币汇率、金融开放、金融科技…周小川、黄奇帆、肖钢等在这个论坛上这样说

　　当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面临的内外部压力加大，尤其是从外部来看，中美贸易争端不断升级，在近日人民币汇率“破7”后，美国财政部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在日趋复杂的国内外大环境下，中国仍在坚定地推进对外开放，其中，金融业的对外开放扮演着独特的角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金融科技的发展也在重塑着金融业态，既带来机遇，也潜藏着风险。

　　围绕人民币汇率、金融开放、金融科技、上半年经济增长等重大议题，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多位重磅嘉宾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次论坛嘉宾阵容豪华，集齐了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尚福林；以及曾任证监会副主席及中投公司总经理的屠光绍。还有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北大国发院副院长黄益平等知名学者。

　　通过人民币国际化抵御通过美元制造的扭曲“外汇储备是我国一笔巨大财富，且对金融市场至关重要，直接影响到我国货币发行和人民币稳定。但目前外汇已经成为美国发动贸易战或金融战的打击目标，所以我国应重新思考外汇的战略问题，尤其注意加强人民币本币的发展和建设。”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CF40常务理事会主席陈元首先就“汇率操纵”和中美货币关系问题发表主题演讲指出。

　　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表示，当前全球市场体制开始呈现一种非常明显的扭曲。

　　一是贸易摩擦带来的扭曲，已经扩展到文化、教育、科技等各个方面。从全球角度看，资源配置会有明显的扭曲，要在这种扭曲的情况下考虑国家的对外策略。

　　“尽管我们不希望看到贸易战，但如果有人对我们作出一些措施，我们不可避免要进行反向制裁。但这些做法不可避免会对开放程度及资源配置起到影响。”周小川称。

　　二是随着IT技术和网络化发展，经济当中的许多环节开始出现网络效应，出现“赢者通吃”现象。这不见得是传统意义上的规模递增，而是由网络效应带来的。在竞争过程中，出现很多通过烧钱来扩大规模和流量的现象，而全球最大的网络公司都集中在美国，这给对外开放提出新挑战。

　　三是以美国为首的以货币为基础的经济制裁，给全球市场资源配置和效率带来了很明显的扭曲。“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对美元的控制，未来可能会有新的做法对全球交易货币（美元）进行控制，凡是使用美元进行的交易，都能够利用这种优势进行观察和制裁。

　　“美国也在用不同的手段对全球信息交易系统进行监控，还可能运用科技方面的其他手段进行监控。这些环节都给全球化、全球资源配置、全球供应链及效率的最优配置带来了很大影响。”周小川称。

　　针对上述问题，周小川提出三点对策。一是要做好对贸易摩擦的应对措施。二是研究如何维持更加有竞争性的市场秩序，一方面看到市场扭曲的增长，通过更加注重公平竞争等举措减少这种扭曲。三是要通过高度关注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抵御以美元储备货币为基础的，在全球制造的显著扭曲。

　　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北大国发院副院长黄益平表示，中国对美国双边贸易的逆差在相当程度上是全球产业链的一个结果，中国对世界的贸易平衡基本上已经接近零左右，也就是说我们不存在非常明显的失衡问题，而且对美国双边贸易的顺差其实最近也在大幅下降。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判定中国是汇率操纵国不太讲道理。

　　黄益平认为，央行对于外汇政策的操作，大概有三个方面比较重要的目标：第一，扩大人民币汇率的弹性。第二，逐步走向由市场机制决定汇率水平。第三，保持汇率在均衡、合理水平上的相对稳定，在短期内尽量减少过度的波动。有很多实证研究发现，当前中国金融渠道的作用已经远远超过了贸易渠道的作用。换句话说，即使人民银行认为一个弱人民币是有利，实际上对中国经济增长也不见得是有利的。对中国可能如此，对美国更如此。

　　黄益平提出三点应对举措。第一，对最坏的情形要做预案，但应尽量避免全面的贸易摩擦，抛售美元资产和大幅主动贬值的建议可能“杀敌八百，自损一千”；第二，尽快实现有管理的清洁浮动汇率体制，有助于提高政策透明度、减少误解，同时有助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第三，不要跟着特朗普的指挥棒起舞，埋头单边推进经济改革，对内落实竞争中性，对外扩大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

　　7月下旬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推出11条金融业对外开放措施，为我国进一步开放按下了“快进键”。作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金融工作的重要内容，加紧落实一系列重大开放举措势在必行。

　　“要坚持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的开放原则。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是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内在要求。向内看需要通过对外开放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向外看要把握机遇，需要向外开放内生动力。要在改革过程当中尽早打破既有的利益格局。我国金融市场在很多领域竞争还不充分，服务的质效还难以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尽快打破利益藩篱，建立互利共赢的金融新格局。”在8月10日举行的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CF40特邀嘉宾，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尚福林作出了如上表述。他表示，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与金融形势之下，要坚定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扩大对外开放的金融战略。

　　尚福林表示，在内外部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下，外资金融机构在一定程度上会有一些观望的情绪。对此，我们对我们国家的开放潜力要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一是充分估计我国金融市场在应对全球政治经济不确定性方面强大的韧性。另一方面，要看到我国金融对外开放还有巨大的潜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推动商品要素流动性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的转变。金融开放制度规则正在加速完善。我国金融市场必然迎来制度性、系统性的开放新局面。一定会向世界释放出更加巨大的吸引力。

　　尚福林表示，要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要通过引入风险管控、信用评级、财富管理、专业保理、消费金融、养老保险等方面具有特长的专业外资机构，提高金融市场的效率。引入这些行业对国内会产生冲击，那就要提高自身的应对能力，通过引进这些外资机构和业务，促进国内金融机构由数量规模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特别是这次中美贸易摩擦让我们看到，冲击本身对我国企业自主创新形成一种倒逼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我国企业创新型的升级步伐。金融业必须借助对外开放加快自主创新，为企业转型升级提供更加质优、价廉、高效匹配的金融服务。”尚福林称。尚福林表示，严格按照国际规则办事，积极参与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扩大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需要公平、开放、透明市场规则和法制化的营商环境，遵循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原则，对标高水平国际规则，在金融体系稳定评估、反洗钱反恐评估等方面，客观反映中国的情况，争取公平待遇。同时，更要从学习、适应国际经贸规则，逐步转向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引领国际规则制定，提升国际金融治理体系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CF40常务理事会副主席、中国银保监会原副主席蔡鄂生表示，要坚定不移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扩大金融业开放是我国金融业发展的需要，更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加大对外开放，加紧落实一系列重大开放举措，是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金融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未来，要进一步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和营商环境，实现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金融业双向开放。

　　蔡锷生指出，要顺势而为推进金融科技发展。近年来，科技因素在金融业持续深入渗透。以科技手段为依托的信息获取方式和管理服务模式，正从根本上改变着全球金融业格局。我们要顺势而为，夯实基础研究，善用科技和数据，在扩大对外开放的背景下，进一步激发金融业的活力。

　　此外，还要以创新和协作助力监管升级。在扩大金融开放和发展金融科技的同时，还要对金融风险保持高度警惕，切实维护金融安全和稳定。要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协作，通过技术和机制的不断创新，建立恰当有力的监管框架与准则，推动我国金融业高质量健康发展。

　　金融科技没有改变任何金融传统的宗旨以及安全原则

　　近年来，科技因素在金融业持续深入渗透。以科技手段为依托的信息获取方式和管理服务模式，正从根本上改变着全球金融业格局。

　　CF40资深研究员、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强调，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与金融深度融合具有重要意义。智能金融是人工智能的技术与金融业的深度融合，能够辅助、提升、替代和超越人类智能。“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肖钢指出。

　　CF40学术顾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对此问题进一步表示，金融科技并没有改变任何金融传统的宗旨以及安全原则，互联网金融系统务必吸取这几年P2P发展深重教训，绝不能违背金融的基本特征。“违背金融常识的人都认为自己很聪明，能够守住某个空间，最后误了卿卿性命的就是自作聪明。”

　　针对当前流行的刷脸、指纹等生物识别技术，黄奇帆表示，网上安全认证技术，比如生物、二维码、虹膜、指纹、刷脸、声音等辨别认证技术必须“特许经营”，凡此类技术公司设立必须“先证后照”，必须有较高的进入门槛。

　　黄奇帆认为，认证识别系统属于重大国家安全范畴，但在未经长时间安全检验的情况下就在互联网金融业务上大量运用，这明显违背了金融行业安全必须无限趋近100%的要求。所以，目前互联网金融公司的支付、资金划转必须坚持小额原则，同时各类互联网认证识别技术，只能允许线下使用，而经过长时间的技术积累和试错之后，才能在国家技术管理部门授权之下，上线试点，逐步成熟，逐步推开。

　　黄奇帆说，“现在，互联网金融业务经常受到黑客攻击，这些攻击实际都是突破了网络认证系统。所以，如果网上传递识别信息，而没有较高的技术门槛做保障，任由谁都可以开发，而且以廉价和便捷为出发点而忽视安全水准，那伪造就不可避免，网络黑客也将大行其道。所以，所有互联网识别技术必须接受公安部门的技术监控。”

　　蚂蚁金服集团数字金融事业群总裁黄浩则从较为微观的角度出发，指出金融科技是除了国家宏观政策以外的推动普惠金融的最佳手段。黄浩同时指出，金融服务的手段和渠道必将随着技术的发展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金融的本质始终需要被尊重，金融风险始终需要被敬畏，这两者并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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