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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某三线城市工作的小伊最近有点郁闷。即将迎来30周岁生日的她,面对家人和亲友的频繁“催婚”,感觉越来越难以应对。
小伊坦言,以前觉得一个人自由自在无牵无挂,也没有对家庭尤其是孩子的负担和责任,所以很享受单身的状态。“但长期一个人生活,现在觉得孤单了,想找个人一起生活,但又苦于交际圈太小,找不到合适的对象。”
事实上,跟小伊境遇相似的人不在少数。按照民政部的统计,目前中国有超过2亿单身成年人,其中包括超过7700万独居成年人。
近日,《2018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以下简称《公报》)对外发布。《公报》显示,2018年全年,我国依法办理结婚登记1013.9万对,比上年下降4.6%,结婚率为7.3‰,比上年降低0.4个千分点,创下2008年以来的新低。
结婚率、离婚率等数据向来是观察婚姻适龄人口、家庭以及社会状况最重要的指标。
结婚率是指一定时期(通常指一年)内,结婚人数与同期一定范围人口数的比率。最常见的结婚率指标,是以一定时期结婚人数(或对数)与同期总人口数相比,称为总结婚率,简称结婚率。
每日经济新闻(博客,微博)记者梳理了民政部近11年的相关统计数据发现,以2013年为分水岭,自2008年到2018年,结婚对数成“倒U”型发展,从2008年的1098.3万对逐年上升,到2013年达到1346.9万对的顶点;自2013年后结婚对数开始逐年下降,并降至2018年的1013.9万对。
而这11年的结婚率情况也基本与这一走势相符。自2008年的8.27‰,逐年攀升至2013年的9.9‰,达到这一顶峰后,结婚率开始演绎“五连降”,降至2018年的7.3‰。
而这一数据也成为十一年的最低。
与此相反的是,近几年来,离婚率数据持续走高。《公报》数据显示,2018年依法办理离婚手续的共有446.1万对,比上年增长2.0%,其中:民政部门登记离婚381.2万对,法院判决、调解离婚64.9万对。离婚率为3.2‰,与上年持平。
记者还注意到,《公报》展示了各年龄段人口在结婚登记人口中的人数。其中,25~29岁年龄段的登记结婚人口最多,为736.2万人,在2018年总的结婚登记人口中占到36.3%,其次是20~24岁年龄段,占比为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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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率为什么持续走低?这些没结婚的人多数是抱着怎样的念头?
在网友的眼中,多数主动选择单身的人似乎总喊着“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一直单身一直爽”;而被动单身的人大多感叹着“没精力、没时间谈恋爱”“没房没车没存款,拿什么结婚?”
在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随机采访的多名单身人士中,不少人表示,恋爱才是关键,现在的状态是想恋爱,但找不到“三观”一致的人,只有等到恋爱以后才会涉及结不结婚的问题。“我是一个人能过,不会为了结婚而结婚,如果两个人生活和一个人一样快乐,我就会结婚啊。”一位在北京从事传媒工作的女士说。
在被问及若以结婚为前提,房子、车子这些物质条件是否重要时,多名受访人士均表示,“无论何时何地,物质都很重要”。其中一名女士表示,不想结婚后降低单身时的生活质量,“如果结婚后让我更辛苦,那肯定不行。”
事实上,近年来女性想结婚的意愿确实呈逐步走低的趋势。一组数据直观地说明了女性婚姻观的变化:1990年,30~35岁的女性中,未婚人数只占0.6%;而到今天,未婚人数占到7%;而35~40岁的女性中,未婚占比则从0.3%增长到4%左右,增加了10倍以上。
专门从事婚姻法律业务的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律师吴杰臻认为,当前的婚恋环境对女性不够“友好”:
首先,女性意识到在传统家庭分工下,她们不仅要工作,还要承担大量家务和生育的义务。
其次,婚姻法新的司法解释强化隔离私人财产,反对不劳而获。这虽然是一种进步,但在客观上,由于婚内一方所创造的财富很容易被、转移,因此走向职场也就成为多数女性认为是最正确的道路——
只有自己赚钱,把钱掌握在自己手里,才能拥有主动权。
第三,因为传统的家庭分工,一些用工的企业担心女性把大量时间分配在家庭里,无法像男性那样工作,无形中就产生了职场性别歧视。如此,一些女性宁愿选择晚婚甚至不婚。
在吴杰臻看来,正是由于一些女性认为婚恋环境不够友好,因此才会在婚前想要得到更多保障,比如高额彩礼、房产证加名等。而这往往又会超出很多普通男方家庭的能力,即便有结婚的意愿,也很容易在谈婚论嫁时一谈就“炸”。
有网友表示,结婚先要房子,三线城市90平方米左右的住房都要大约90万元(还不包括装修),还要买车(将近20万元),加上彩礼和酒席,对于一个普通工薪家庭而言,足以掏空几乎所有积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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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上海从事设计工作的小静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坦言,上海的生活成本比较高,生活压力也很大,目前状态就是“谈不起恋爱,结不起婚,挣不到钱,谈不起梦想”。这似乎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结婚率出现明显地域差异的情况,即经济越发达地区的结婚率越低。
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结婚率最低的上海只有4.4‰,浙江5.9‰为倒数第二,广东、北京、天津等地的结婚率也偏低。还有研究显示,在经济较发达的省份,房价越高,结婚率也就越低。
从人口结构角度来分析,专家认为,适婚人口数量下降、婚龄推迟、城市化进程加快等,都是结婚人数渐趋下降的原因。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表示,现在的平均初婚年龄是有史以来最高的。最新统计全国平均初婚年龄约为25~26岁,其中城市达到26~27岁,农村大约在25岁。
从全国来看,目前结婚年龄集中在24岁~30岁之间,这部分人出生于1989年~1995年,而这几年的绝对出生人数本身就较前几年有所减少。
另外,30岁以上年龄段的结婚比重增长,也是导致25~29岁年龄段结婚人口比重有所下降的新增因素。有统计显示,部分地区30岁以上年龄段初婚率人数增长趋势明显。
例如上海市妇联公布的《改革开放40年上海女性发展调研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上海男女的平均初婚年龄分别为30.3岁和28.4岁,比10年前分别提高了5.0岁和5.4岁。
而来自南京市民政局的统计显示,2015年南京人初婚登记总平均年龄为30.4岁,到了2017年,这一数据达到32.6岁。另据江苏省民政厅数据显示,2017年,江苏人平均初婚年龄为34.2岁,其中女性34.3岁,男性34.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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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率低会对社会发展带来哪些影响?
业内人士认为,就全世界范围看,很多经济发达城市都存在一定的“低欲望社会”现象,其中一个重要表象就是低结婚率和低生育率,这一现象不仅会加快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同时也有可能降低社会繁荣度,对此应当有所警惕。
结婚率低带来的最直接问题就是新生儿数量会减少。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新增人口1723万,比2016年减少63万人;2016年,中国总和生育率(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为1.7,离2.1的世代更替水平(实现人口稳定须达到的生育水平)有较大差距。
正是由于这一现状,近日,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王丽萍发表文章建议,法定结婚年龄应适当降低:男性不得早于20周岁,女性不得早于18周岁。
不过吴杰臻认为,结婚率低是社会进步发展的表现。因为越来越多人的物质需求满足了,有了更高的精神追求。这种现象只有在生产力越来越发达后,才会逐渐出现。
他认为,婚恋环境由法律环境和家庭分工主流文化构成,只有这个大环境对女性更友善了,才能让更多女性进入婚姻。比如,男性主动改变传统的家庭分工,共同承担育儿责任,分担家务或有能力、有意愿请家政,释放出女性的时间追求事业。如此,或许女性就没有那么充足的理由索取高额彩礼;如此,职场对女性的歧视也会有所收敛。
再比如,建立完善的离婚赡养费制度,让选择从事家务的一方在离婚时可以持续得到另一方的经济扶助;建立全面的配偶财产知情权制度,让从事家务的一方,可以随时了解到对方的财务状况,保障婚内的财产不被转移、等。
面对结婚率一降再降的现状,不少专家认为,这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没有必要过度担心。
在原新看来,无论是晚婚还是不婚,都是年轻人从自身实际出发作出的选择,社会应给予尊重,给年轻人更多选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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