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庆油田再发现：从亿吨产量到海外收入突破百亿

　　导读：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大庆之年。为展现70年来的壮丽画卷，21世纪经济报道推出了以《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为总栏目的系列报道，开展报网端微的全媒体报道。

　　大庆油田在共和国历史上地位显赫，曾是一面被高高举起的精神图腾。而今，在实现“两个100年”的伟大进程中，大庆油田焕发出的新活力尤其具有现实意义。一方面将对振兴东北起到最直接的带动作用，同时也将对老牌国企全面完成现代企业制度转变具有全新的示范意义。

　　来   源丨21世纪经济报道（ID：jjbd21）

　　记   者丨綦宇 大庆报道

　　编   辑丨李清宇

　　大庆油田（资料图）图/图虫

　　1959年9月26日，后来被称作大庆油田的位于东北松辽平原上的第一口井“松基三井”喷油，此时距离大庆油田大会战正式打响，还有147天。

　　大庆油田的发现在60年后的今天似乎清晰而又模糊。按照不同历史时期保存、发现的资料介绍，早在日本关东军占领东北后日本人就开始在这一带勘探钻井找油。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当时的地质部开始部署全国范围石油大普查，到1959年，已在松辽平原找到三十多个潜伏构造，并已初步确定这个方圆十八万平方公里的大平原将是一个巨大的含油气区。

　　图/21世纪经济报道（jjbd21）

　　同年10月初，于上一年成立的松辽石油勘探局，在大庆高台子构造南侧葡萄花等几个构造带上，布下了56口探井，国庆后，葡1井开钻，其余50余口井也随后相继开工。

　　翌年元旦刚过，作为新疆石油勘探队前来援助松辽石油勘探的尹立柱，来到了葡7井，他看见从井中返出的泥浆里有气泡，急忙让实习生陈秀茹拿来瓶子装下了多半瓶泥浆。

　　充分摇晃之后，打开瓶盖，划着火柴送到瓶口，“噗”的一声，一束火苗燃起，旋即熄灭。

　　判断出井下有油的尹立柱，当晚写出汇报材料递交上级。而他没有预料到，他们已经和这束火苗一起，成为共和国历史上的闪耀一瞬：大庆油田大会战由此正式开启。

　　大庆油田在实现开发之后，很快达成5000万吨的年产量，并连续保持了27年，是中国乃至全球产量最大的陆相油田之一，也成为了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内的能源经济支柱，这也使大庆油田的发现与开发和“两弹一星”等，共同载入我国科技发展的史册。

　　2009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亲自出席油田发现50周年庆祝大会，强调指出：“大庆的成长和辉煌，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长和辉煌；大庆的探索和成功，体现了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改革开放的探索和成功；大庆的成绩和贡献，已经镌刻在伟大祖国的历史丰碑上，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改变中国命运的开拓者

　　实际上，国内石油供给和需求的错配，围绕这一主线发生的故事，是中国经济发展历史中的主线之一。

　　1959年，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收官、第二个五年计划即将开启之年，中国初步建立的工业体系，亟待石油“输血”。

　　翻看彼时的文献记录，这一年，全国原油消耗量504.9万吨，自产量不足一半，第一个五年计划带来的工业成果，因为没有足够的能源支持陷入困境。这一年，中国进口石油花费外汇1.83亿美元，占当年国家进口用汇总量的6.7%。

　　雪上加霜的是，中苏关系空前恶化。一年后，前苏联片面撕毁同我国签订的600个合同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并终止再度派遣，给我国的经济建设带来了巨大损失，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刚刚起步的国内经济发展面临石油“卡脖子”困境：飞机停飞、坦克停摆，时任“三军统帅”的朱德说：“没有石油，飞机、坦克不如一根打狗棍。”

　　海外方面，欧佩克正式成立，但世界石油工业中的决定性力量，仍然是隶属于英美等国的石油公司们——“石油七姊妹”，在对华经济全面封锁的背景下，寻求稳定且安全的石油进口非常困难。

　　石油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已经成为全球公认的战略资源：从上世纪1950年代开始，石油消费呈直线上升，它带来的燃料、石化产品让其成为了独一无二、无可争议的工业原料之王，“碳氢化产品”在这个工业时代已无处不在。

　　因此，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加大国内的石油勘探开发成为了唯一的选择。实际上，自从石油正式工业化利用后不久，中国国内的石油发现之旅就已启程，早在1939年，中国首个陆上油田——玉门油田就已经开采，但产量很小，1949年的前10年，累计生产原油52万吨，占当时全国原油产量的95%。

　　直到1959年，中国还都无可置疑地被定义为“贫油国”。但之后，因为中国地质学家坚持应用独辟蹊径开创的陆相生油理论，终于在大庆地区找到了丰厚的油藏。

　　1960年2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石油部向中共中央提交的《关于东北松辽地区石油勘探情况和今后工作部署问题的报告》，大庆石油会战正式拉开序幕。来自全国各地的3万余名部队转业官兵、数千名石油系统科技专家和钻探精英集结到松辽平原，其中就包括王进喜带领、曾在玉门油田创出月进尺5009.3米全国钻井最高纪录的1205钻井队。

　　1960年3月25日，1205钻井队到达萨尔图车站。在没有重型卡车的情况下，王进喜带着1205钻井队的队员凭借双手和双肩把火车上的60多吨钻井设备搬到井场；等不及水管铺设，组织了100多人端足了打井所用的50多吨水。

　　仅仅5天零4个小时之后，他们的努力就获得了回报：大庆油田的第一口生产井正式告成，而王进喜则被形象的称为“铁人”。从此，王进喜的“铁人”称号在大庆油田乃至全国传播开来。不久后，王进喜在誓师大会上作出的“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发言，成为一代人的空谷足音。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展开的这场石油大会战，仅用3年时间，就“拿下”了面积达860多平方公里的特大油田。

　　随着大量石油被生产出来，中国的能源状况也幡然一新：1963年12月3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新闻公报》宣告，中国石油(601857)基本实现自给。

　　当年，大庆油田建成年产原油500万吨的生产能力，占同期全国原油产量的51.3％。

　　此后，大庆的发展并非一条坦途。“十年动乱”初期，“造反派”来到大庆，大庆领导班子17名成员中16人被揪斗，300多名中层干部、技术专家“靠边站”，90%的科级以上干部成为被批判对象，大庆一度陷入混乱状态。

　　1966年12月底，已经被任命为钻井指挥部副指挥的王进喜进京汇报大庆油田面临的困难局面。返回大庆后，他身体力行贯彻中央指示精神，走遍基层油田，“大庆生产一天也不能停”，成为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党中央果断于1967年3月对大庆实行“军管”。这一非常举措，保护了大庆油田的稳定，也保护了当时还十分脆弱的中国石油工业的“家底”。

　　也正是因为对大庆的保护，“十年动乱”虽然对全国的经济建设造成严重破坏，但大庆油田产量却一跃达到年产5000万吨，年产能扩张十倍，成为我国第一大油田，支撑了那个年代的中国经济。

　　科技进步推动油田稳产

　　那个年代所有外国专家都不认为中国人能够进行大庆油田的开发。“在苏联专家撤走之前，我们曾经跟他们请教过关于油田开发这块，”大庆油田“第二代铁人”王启民告诉记者，“那时，得到了很多讽刺的回答，苏联专家断言，这个油田我们开发不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即便仅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大庆油田也可以得到充分的开发。进入1970年代，尤其是‘文革’结束之后，中国的石油供给远远大于需求，大庆油田和中国石油工业的任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在大庆油田发现之前，当时分管中国石油工业的邓小平就作出了石油勘探战略东移的指示；大庆油田发现之后，邓小平曾先后三次来到大庆视察。也是因为对大庆和对石油工业的了解，让他在第三度出山后的1978年，首先来到大庆视察。

　　和邓小平最初来到这里时相比，中国的石油产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历年提供的资料可以看出，自大庆发现后，中国的原油产量平均每年剧增18.6%， 1978年中国的原油产量历史性地突破了1亿吨，大庆占据了其中几乎半壁江山。

　　有许多的数据对比，可以显现出这一数字的震撼力：1亿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原油产量（12万吨）的833倍；而直到今天，中国的原油生产始终在苦苦追求2亿吨的目标而不得。

　　邓小平十分关心大庆油田的高产稳产，视察期间多次作出指示，在离开大庆油田之前，他还嘱咐说：“要把大庆油田建设成美丽的油田。”而在他离开大庆后不到两个月，改革开放开始了。

　　彼时的全球能源经济环境，和1950年代末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直到1980年代，原油价格从3美元左右/桶暴涨至13美元/桶。石油作为人类最为重要的能源和经济原料的地位，已然无可撼动。

　　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做出了“石油换外汇”的决策，通过出口石油赚取外汇，以此换来中国急缺的技术和资金。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大庆油田的稳产增产成为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任务。

　　此后，随着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国内石油需求量不断上升，我国从1993年开始重新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国际油价的大幅波动、别有用心的“中国威胁论”，考验着中国石油的自给能力。

　　1995年，大庆油田正式进入“高含水时期”，按照国际惯例，这时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可以“功成身退”。但作为国内最大的石油生产基地，大庆油田“资源已经枯竭”的猜测加剧了人们对能源安全问题的担忧。

　　在此前的技术积累中，经过自喷式采油、水驱、聚驱之后，大庆虽然还有50%至60%的原油留在地下，但资源条件大不如前。也是在这时，王启民等油田科技工作者决心向同类油田的开采极限发起挑战，依靠三元复合驱技术来提高原油采收率。

　　在1980年代，首次接触三元复合驱技术后，大庆油田专门派技术人员出国学习，随后展开科研攻关，并于1990年代创新形成了三元复合驱技术理论。但彼时国际油价快速下跌，因成本高昂，这一技术并未在中国迅速落地。

　　从当时技术角度看，三元复合驱进口表面活性剂价格昂贵、吨油生产成本高，油井结垢致使频繁卡泵、断杆，出现连续生产时间短、维护成本高等问题，严重制约其规模化应用。

　　此后，通过53141次的各种性能评价，大庆油田实现了复合驱驱油机理的“三个量化”，成功研制并生产使用了组分可控、结构固定、稳定高效的表面活性剂，将成本降低了四成。

　　规模化工业推广前，大庆油田还专门对复合驱经历全过程开发的4个工业性试验区块进行全成本分析，以平均生产成本为参照，选择典型区块模拟水驱、聚驱、三元复合驱三种驱替方式，进行经济效益评价，进一步验证了三元复合驱规模化工业推广的经济可行。

　　与此同时，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大庆油田自主研发并生产出性能稳定、适用于三元复合体系的两种表活剂工业产品，且综合性能优于国外同类产品，成本降低40%，有效延长了油井连续生产时间，大幅度降低了维护成本。

　　截至2019年，大庆油田已投入三元复合驱工业化区块24个，累计动用地质储量2.09亿吨，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唯一大规模工业化应用三元复合驱技术的国家。

　　三元复合驱的应用，较水驱提高20个百分点以上，较聚驱提高8到10个百分点，使大庆油田主体油田采收率突破60%，较国外同类油田高27%以上。

　　这一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也让大庆油田借助国家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契机，走出大庆，放眼全球，开启了以技术换市场、以技术换资源的新历程。

　　瞄向海外再度“创业”

　　在很多人眼中，现在的大庆油田已经“老”了。

　　2019年，是大庆油田发现60周年，在实现开发半个多世纪之后，也进入了矛盾叠加期、集中凸显期和发展关键期。

　　而经历改革开放40余年发展的中国，对石油的需求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量级。2018年，中国年原油需求超过6.5亿吨，是全球第一大石油需求国；净进口原油4.62亿吨，是全球第一大原油进口国，原油对外依存度超过70%。

　　相比之下，国内原油产量迟迟难以突破2亿吨，大量老油田想要做到稳产已经非常困难；国际油价近两年逐步反弹后，新一轮的勘探开发高潮才刚刚开启，短时间内很难看到效果。

　　在这种情势下，大庆油田的转型，必须要以对内推动改革为基础。

　　2015年，大庆油田启动扩大经营自主权试点改革，成为国内油田企业最早开展这一系列改革的企业。4年来，首批批复的7家扩大经营自主权试点单位中，5家经营性企业收入、利润增幅均在20%以上。

　　2018年，大庆油田开启了机构机关改革，机构由62个压减到27个、减幅56.5%，人员编制减少512人、减幅33.4%。并对旗下二级企业实施专业化重组。

　　其中代表性企业，就是对中油电能进行的专业化重组。改革之后，中油电能成为中石油集团旗下，统一的购电售电平台，向社会用户代理市场化电力交易，并从电力设施运维服务等9个方面拓展增值服务。今年一季度，中油电能公司发电指标完成计划116.73%，供热指标完成117.08%，经营利润同比大幅提升。

　　除了对内大力改革之外，大庆油田也把未来发展的目光投向了海外。

　　早在2005年4月1日，大庆油田正式收购英国SOCO国际股份公司在蒙古国塔木察格盆地的3个石油区块，标志着大庆油田海外勘探开发迈出历史性一步。

　　2016年，大庆油田“走出去”实现重大历史性跨越，继2017年获得海外权益产量551.7万吨后，2018年海外权益产量达到617万吨，同比增长11.8%，收入首次突破百亿元，创下历史纪录。

　　记者采访中获知，在海外市场拓展的背景下，大庆油田确立了进一步转型的三步计划。

　　首先，2019年构建形成稳油增气、内外并举、创新驱动、协调共享的发展格局，本土原油产量保持在3000万吨以上，油气产量当量保持在4000万吨以上。

　　第二阶段的2020~2030年，加大走出去力度，加强核心技术创新，加快同国际接轨步伐，加速拓展新的领域，实现业务结构的优化完善。形成一批具有知名品牌和市场竞争力的专业公司，油气产量当量保持在4500万吨以上。

　　第三阶段，2031~2060年（油田开发100周年），全面优化公司的价值结构、业务结构和人力资源结构，实现向国际化资源创新型企业的跨越。

　　大庆油田的国际化战略在2018年12月举行的油田五届二次职代会暨2018年工作会议工作报告中被概括为“构建形成以中东为主，覆盖非洲、中亚、亚太、美洲等市场开发的新格局”。

　　今年大庆油田在海外市场继续衔枚疾行。仅元旦过后一个半月多的时间，海外市场就投标11个，签约工程技术和产品合同30份，签约额比去年同期大幅增加。到上半年结束时，海外石油权益产量已达到427.68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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