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超级工程，揭示了中国隋唐“大一统”的秘密！

　　近来，中国一大批城市掀起新一轮的文化建设热潮，这其中既包括北京、天津这样的特大城市，也包括如江苏扬州、河北沧州等不常见诸报端的城市。仔细一看，就可看出这些城市的共同点：它们都处在中国最大的南北贯通水路——大运河沿线。　　

　　今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纲要明确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方向、目标和任务。这带动了大运河沿线8个省市（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35个城市加快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步伐，这条已有上千年历史的人工运河，正在焕发新的生机。　　

　　说到大运河文化，不仅是沿线景观、风土人情，更重要的可能是这条大运河包含了中国自古以来“大一统文化”的“终极解码”。　　

　　为什么这么说？库叔今天就来详细讲一讲。　　

　　文 | 张磊

　　编辑 | 黄俊峰 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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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一部“运河史”　　

　　清初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在其传世著作《读史方舆纪要》文首即开宗明义道：“天下之形势，视乎山川，山川之绝络，关乎都邑。然不考古今，无以见因革之变；不综源委，无以识形势之全。”说的是历史与地理互为经纬，而欲读史明理者，若不明山川地理之古今流变，就难以窥见史书之奥妙。　　

　　山川形胜，其中最关键的一环，是人工运河。　　

　　对比起天然存在的河川，经人工开凿的运河，对于古代人类生产生活的作用更为重要。除航运外，运河还用于灌溉、分洪、排涝、给水等。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很大程度上，可以看做先民们不断拓展、连接、导引自然水系并开凿运河交联四海的改造自然的进击史。

（图为隋唐大运河今景）

　　在工业革命前的数千年里，水路运输相较于陆路，优势明显：运量大、成本低、损耗小、稳定性高……但天然河川，其航道走向不可能以人类意志为转移，且受地势影响往往走向相似，互相难有勾连。仅靠天然航道，水路运输的效能十分有限。唯有通过开凿运河，将河川联系起来，才能真正释放水路运输的巨大力量。因此，运河对古代社会，尤其是中国这样地域广大的社会来说，可以说是“生命线”。　　

　　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人工运河，是今苏州市内的胥河，开凿于公元前506年，至今仍轴舻相继，一如往昔。　

　　（图为大运河结构）

　　在本文主角开启他宏大工程之前的逾千年里，中国的先民们已经在华夏大地上开凿了众多区域性运河，它们就像组成一幅宏大拼图的一个个散落的插片，直到历史的那个特殊节点，一一贯通连接，最终汇成这条世界上史上独一无二、宏伟瑰丽的世界文化遗产——隋唐大运河。

（图为如今的隋唐大运河博物馆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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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诗级工程　　

　　中唐大诗人白居易有一首《长相思》：

　　长相思･汴水流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

　　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　　

　　这首诗是白居易暮年（时年68岁）一场中风后，不忍耽误正当妙龄的爱姬樊素（今杭州人），而遣其南归而作。诗中出现的数个地理概念——汴水，泗水，瓜州、吴山，正是樊素南归应行路线。　　

　　汴水发源于今河南荥阳，自开封东流至徐州，汇入泗水，经江苏扬州南岸瓜州渡入长江，沿江南运河直下余杭(杭州)，吴山在今浙江杭州市西湖东南。

（图为大运河主体工程示意）

　　这条路线，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隋炀帝所下令修筑的隋唐大运河（以下简称“大运河”）。这条大运河的出现，在中国乃至世界史上都是开天辟地的，至少创下了以下这些纪录：

　　航线最长：沟通的航道总计约2700公里，是迄今为止世界上人工运河里程中最长的。作为比较：巴拿马运河全长约81.3公里，苏伊士运河约172.5公里；

　　开凿最早：其建于公元605年-610年（隋大业元年至五年），而巴拿马运河1914年通航，苏伊士运河1869年启用，晚了至少1200年；

　　工程最大：大运河是在春秋至三国近1200年间历代修筑的地区性运河的基础上，由隋炀帝指派工程专家宇文恺总负责，勾连贯通，清淤筑坝，历时五年修筑而成。　　

　　据《大业杂记》载，仅开通济渠一段，即“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役丁死者十四五”。工程修筑速度在人类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但这也正是大运河及其主持修筑者隋炀帝最受争议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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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前人肩膀上　　

　　南北朝乱世之后的统一王朝隋代(581年－618年)，仅历文帝、炀帝二主，但父子二人都是开渠达人。　　

　　文帝时沿汉槽渠故道，开凿了从长安经潼关入黄河的广通渠，长约300公里，规模较小；炀帝主导修建的是大运河的主体，从地图上看呈“人”字形。以隋都洛阳（605年大业元年隋炀帝由长安迁洛）为“人”字起点，以通济渠向南连通黄淮，永济渠向北沟通黄河与海河，分别作为“人”字的撇捺，并进一步向南接通邗沟和江南运河，直抵钱塘江畔。

（图为隋永济渠走向）

　　这条旷古烁今的大运河修成，使得自610年起，西至长安、北通涿郡（今北京）、南达余杭（今杭州）的华夏版图核心区域尽入隋王朝掌中。运河水面宽30—70米，全长2000余公里，工程之浩大亘古未有。《大业杂记》载：“通济渠水面阔四十步，通龙舟，两岸为大道，种榆柳，自东都（洛阳）至江都（扬州）两千里，树荫相交，每两驿至一宫，为停顿之所，共离宫四十余所。”　　

　　炀帝主导修建的大运河主体分四段，如下表：　　

　　逐一介绍如下：

　　就大运河而言，隋炀帝的个人贡献值得称颂。但是，这必须建立在一个常识认知基础上：

　　隋炀帝所做的贡献更多的是连接，拓宽，贯通自春秋以来1200年间历代所修建的地区性人工运河与自然河道，并不是完全凭借一己之力修成如此庞大的基础水利工程。大运河事实上是古代数千年来劳动人民共同智慧与辛劳的结晶，这是毋庸置疑的。　

　　下面详细列出大运河所连接的历代修筑区域性人工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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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是隋炀帝？　

　　大运河这样的史诗级工程，为何迟至隋代才出现？

　　想搞清楚这个问题，需要把视野拉远。　　

　　从春秋至隋的1200多年里，真正大一统的时间，其实只有秦及两汉400多年的时间；其余2/3的时间，华夏版图都是分裂割据状态。而完成像大运河这样的全国性水利工程，需要三方面的资源：强大的国家意志、充足的人力规模以及雄厚的经济实力，因此必须依托于一个强大统一的集权王朝才有可能做到。　

　　先前的统一王朝，秦代时间过短，且在始皇帝的时代，首先修筑长城（边防）与秦直道（陆路“高速公路”）这两项国家工程，其紧迫性及修成所带来的收益，要远远大于开发中原水利运河工程；其次，我们前面谈到的那些区域性运河还未出现，没有这些基础条件，谈全国层面的运河工程就如同空中楼阁。　

　　两汉时代，受制于较低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人口规模不足及南方地区开发程度严重滞后等多种硬性制约，从国家层面也并不具备实力和动力来开发如此规模的工程。因此在两汉多见的，是修建关键位置的核心工程：如长安至潼关的槽渠、重修邗沟以打通江淮水运以及东汉后期曹魏时在华北进行的一系列区域性运河工程等。　　

　　历史的重任，就这样历经千年，最终交到了重新完成统一的隋王朝统治者手中，更精确地说，就是交到了隋炀帝的手中。　

（图为隋炀帝杨广像）

　　隋炀帝杨广，在唐代以来的后世史家笔下，无疑是一位亡国毁家、荒淫暴虐、乖张无道、百无一是的昏君兼暴君形象。　　

　　炀帝作为亡国之君，问题严重，从中可总结的教训不可计数。但仅就才学胆识、文才武功、战略眼光来看，其高远独到可说是历代帝王中超拔绝伦的。　　

　　隋唐统治阶层，均出自西魏关陇军事集团，隋炀帝与唐高祖李渊是表兄弟。　　

　　炀帝自幼接受系统严格的文化教育，史载其“少敏慧，美姿仪”。《全隋诗》有其诗文近五十首传世。文词瑰丽气势开阔，有魏武之风，后世文坛对其诗作评价极高：“混一南北，炀帝之才，实高群下。”　　

　　公元589年，时年20岁的杨广受命领军五十一万兵分五路大举伐陈，仅历时二月余，即攻灭了立国三十余年的陈朝。由此结束了自晋室南渡后近280年来大混乱大分裂的局面。　　

　　如果从汉末天下大乱算起，则是将400年来的割据动乱一举扫平。甚至连唐太宗李世民一辈子都在暗地里想追赶隋炀帝的功业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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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运河背后是一盘战略大棋　　

　　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隋炀帝杨广在江都遭宇文化及兵变缢死，不久隋王朝灭亡。后人论及杨广身死国灭，修筑大运河始终被作为其最重要的“罪状”之一。但仔细想来，炀帝冒着这么大风险修大运河，就为了奢侈享乐或者“有钱任性”？这其中真的没有更深远的考虑吗？

　　隋炀帝坚持要修大运河，的确与“江南”有关，但并非为了巡游江南穷奢极欲。要知道，当年平陈后的十年他坐镇扬州总领江南事务，淮扬丽人美景阅之无数，江南在这个层面上对他并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　　

　　但在另一层面上，江南却真的让炀帝“魂牵梦绕”。　　

　　那十年给了炀帝第一手的经验，他深刻地了解，江南经过东晋南朝近300年的治理后，富庶繁华已是今非昔比。这也是他登基后修建大运河的工作，选择第一时间开通济渠与山阳渎的关键原因。而在灭陈后的十年间，江南地方门阀势力发动了两次大型叛乱，隋王朝在平叛的过程中由于没有合适的运输通道，平叛力量难以及时投送也让炀帝下定决心要打通这条航道。　

（图为后世绘制隋炀帝南巡画卷局部）

　　不过，对于关陇贵族出身，带有“鲜卑化的汉人”独特气质的隋炀帝来说，江南，终究只是天下之一隅；他真正的战略眼光，甚至不局限于华夏版图之内，更在极高的战略高度审视中华版图的四邻。　　

　　彼时，突厥正在北部蒙古草原及中亚草原崛起，实力异常强大；东部契丹与朝鲜半岛的势力也正虎视眈眈地窥伺东北广阔的天地，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公元598年高句丽发兵四万进攻辽西；而西面占据今青海甘肃境的吐谷浑部如果不消解，其将与突厥一起切断河西走廊丝绸之路通道，其结果是将整个西域剥离出华夏版图。　　

　　这样的情形下，隋炀帝其实只有一个选择——打！从这个角度来说，炀帝的连年征讨，并非纯粹都是穷兵黩武，而是时势面前的必然和无奈选择。　　

　　炀帝制定的战略国策，概括说来，四个字：西攻东守。　　

　　西攻，包含两个具体方针：修好突厥，消灭吐谷浑，即一拉一打。为什么是与突厥修好？理由很简单：突厥势大，暂时还打不过；打吐谷浑的理由就更简单了，几个柿子数它最软，而且其占据的位置威胁最大，直接趴在河西走廊边，如果不进行消灭，丝路将断绝，国都长安也将永无安枕之日。　　

　　东守，属于战略性防御，待西部问题解决后，回头处理东部的契丹与朝鲜半岛势力。　　

　　想要实现这样的战略规划，必须建立在一个基础上：隋王朝要有能力将中原版图帝国潜能全部释放。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一种可能：修建全国性运河体系，才有能力将帝国的人、财、物集中于一点使用，实现效能最大化。　　

　　这，就是隋炀帝甫一接班就立即开始大运河工程的本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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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也运河，败也运河　　

　　运河体系的搭建，使隋王朝的力量如同满弦之箭，炀帝的战略规划开始付诸实施。　　

　　广通渠、通济渠与山阳渎完工后，公元609年炀帝亲征吐谷浑灭其国。并随后耗时半年，历千险亲巡丝绸之路，横穿祁连山(600720,股吧)脉直至张掖，西域二十七国咸遣使觐见。他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抵达过河西走廊的皇帝。　　

　　史载：“破吐谷浑，拓地数千里……每岁委输巨亿万计，诸藩慑服，朝贡相继。”此战，将东起青海湖东岸，西至塔里木盆地，北境库鲁克塔格山脉，南达昆仑山脉的辽阔土地皆收入囊中，设西海、河源等四郡，归于王治。唐太宗曾就隋炀帝西巡一事对臣下感慨：“大业之初，隋主入突厥界，兵马之强，自古以来不过一二代耳。”　　

　　而大运河全线贯通后，从公元612年起，隋炀帝连续三年三征高句丽。史载其首征云：“大军集于涿郡，总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号二百万，其馈运者倍之……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雄师威武，然而这样雄浑的场面，却也暗藏了危机的影子。　　

　　要知道，三征高丽是在修建新都洛阳、贯通大运河、修隋直道、开太行山关隘等诸多国家工程进行之际，并“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如此徒耗民力，用兵百万，转战千里的战争竟然连续搞三次，真的是难以想象。《隋书·炀帝纪》载当时民众之惨状：“于时辽东战士及馈运者填咽于道，昼夜不绝，苦役者始为群盗。”　　

　　“成也运河，败也运河”。大运河的开通，虽然为隋炀帝实现其既定战略计划打下了基础，但长期的穷尽民力，再加上其试图将中原及江南士族一起纳入统治阶层的种种努力，不可避免地侵害到了执政的关陇集团本身的利益。由此，隋炀帝围绕大运河的所作所为，使他几乎是站在了所有人的对立面。失去民心及执政集团的支持，是导致隋王朝在极度富庶的情况下迅速土崩瓦解的核心所在。　　

　　说隋王朝极端富足，毫不夸张。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有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有口四千六百零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这一纪录直到150年后的大唐玄宗天宝年间才被超越。经济社会繁盛如北宋，终其一朝人口顶峰也不过于与隋大业年间相仿。　　

　　而随着大运河修成，其沿线陆续建起数十座国家粮仓，如黎阳仓、回洛仓、含嘉仓、河阳仓、常平仓、山阳仓等，用于储藏经大运河转运的江淮粮米。大业二年(606年)，炀帝在河南巩县兴建天下第一仓洛口仓，当时洛口仓的仓城周围二十余里，共三千窖，每窖藏粮八千担，共储粮2400万担，合今约12亿公斤。简单换算一下可知：仅洛口仓一仓存粮，即可供应80万人十年之食。后世苏轼云“自汉以来，丁口之蕃息，仓禀府库之盛，莫如隋”，诚不欺也！　　

　　大运河带来隋代的富足，却也推动了隋代的灭亡，让人不得不思绪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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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河兴而一统，运河废而割裂　　

　　自秦汉以来二千余年的帝制王朝史，支持其形成和绵延发展的核心，无外乎四根基柱：郡县制、科举制、长城、大运河。　　

　　郡县制保证了华夏版图能够由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进行管理，为国家潜力的有效运用提供制度保障；

　　科举制保证了阶层间一定的流动性，延缓了阶级矛盾过快累积以致出现不可调和的情形；

　　长城的存在，使北方的军事防御力量能集中于某几个关键节点进行有效防御，而不至于千里设防，散而无力；

　　大运河则是国家大动脉，确保各项资源的高效积聚能力，为应对国家层面任何突发事件提供现实保障。　　

　　巧合的是，树立起这四根基柱的那两位帝王，命运竟是如此相似，他们如流星般在中华历史长夜中划过，却为后世留下了影响千年走向的资产。　　

　　隋唐大运河最核心的通济渠段，由于引自黄河水，自隋至南宋的五百多年间，河水携带大量泥沙，鸿沟、汴水、洛水、济水等水道均无数次淤塞泛滥，为保障水路通畅，历代均花费巨量的财富整修此水道。　　

　　755年爆发的唐代安史之乱，导致黄河沿岸汴水等水道的疏浚中断了八年，“泽灭水，岸石崩，役夫需于沙，津吏旋于泞，千里洄上，罔水舟行”，航道几近荒废。唐末天下大乱，割据江淮的诸藩镇使转运路绝，大唐王朝瞬时气血不畅半身瘫痪，可谓运河阻则王业荡然以至于亡的典型案例。　　

　　北宋初由于深刻认识到“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的现状，太祖建都汴水第一重镇汴梁（今开封），考虑的正是由东南至开封一路皆平原，兼有通济渠（宋称汴渠）之利。正所谓“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　　

　　（图为北宋以开封为中心的漕运四渠——汴渠、金水河、惠民河、广济河）

　　由此才有了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东亚第一都会的繁华盛景。北宋每年仅粮米一项，由汴水运至开封即达八百万石。淳化二年（公元991年），汴水水患，宋太宗亲自工地督促抢修，他忧心忡忡地对臣下言道：“东京养甲兵十万，居人百万家，天下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顾。”运河之要可见一斑。

（图为《清明上河图》局部——汴梁虹桥）

　　至南宋偏安江南与金对峙，汴河从此被两家分占。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宋高宗因恐惧于金兵延汴河顺流而下的可能，下令开决河道并毁沿线堤坝堰渠。遂使运转了五百年的通济渠就此断绝。随着汴渠的消逝，汴水沿岸一众城市即开始陨落，一代王都开封也一并凋谢。这也从反向的角度，印证了隋代开通大运河的必要性。在中国中古时期，若没有这样一条南北贯通的水路要道，大一统的局面绝不像看起来那般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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