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人民日报》以《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题撰文,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意义与科学内涵进行了深入的阐述,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党中央提出的这一重大战略决策。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为了应对新变化而作出的有效应对。文章提到了中国当前面临两大变化,首先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发生变化。经济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也是分阶段的。不同阶段对应不同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技术体系和关联方式,要求发展方式与时俱进。改革开放以后相当时间内,中国依靠劳动力等要素低成本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形成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发展模式。进入新时代后,旧的发展模式已经不适应当前中国经济的新形势,因为需求结构和生产函数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后消费需求升级,生产体系内部循环不畅和供求脱节现象显现,要求发展转向更多依靠创新驱动,不断提高供给质量和水平,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其次是国际环境发生变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增长持续低迷,国际经济大循环动能弱化,西方主要国家民粹主义盛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逆全球化趋势更加明显,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人为干预调整的冲击和风险。为了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必须顺势而为调整经济发展路径,在努力打通国际循环的同时,进一步畅通国内大循环,提升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可持续性,增强韧性。
因此,文章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主动选择与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变化的战略举措。而且,中国恰恰拥有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的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我国已经形成拥有14亿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的全球最大最有潜力市场,同时拥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和完善的配套能力,以及1.3亿户市场主体和1.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种专业技能的人才。因此,从供求双方看,我们具备实现内部大循环、促进内外双循环的诸多条件,也是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的内在要求。
这些国内国际新变化并非突然出现,中国经济内在的结构调整要求以及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外部压力已经存在若干年,尤其是2008年后改革的迫切性越来越高。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此作出了全面的系统性的改革部署,因此,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中国改革进程的延伸和升级。刘鹤在文章中明确指出,面对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出现的重大变化,适应我国发展阶段性新特征,党中央准确研判大势,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提出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这既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递进深化,也是我国以往发展战略的整合提升。”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顺应新变化,对已有系统性改革的递进深化与完善补充,也是对过去发展战略的整合与概括,其内涵、方向与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改革部署一脉相承且继往开来,而不是另搞一套,与原来的改革部署脱节。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仍然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基于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党中央及时作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判断,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战略性思路。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满足能力,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仍然以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始终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1998年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首次提出扩大内需的战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再次实施这一战略,有效应对了外部风险,当前应对疫情冲击也以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事实上,不仅仅是为了应对需求冲击而以扩大内需作为稳定经济的手段,自2008年以来,为了实现国际国内再平衡,我国一直推动经济发展向国内需求主导转变。
但是,与以前扩大内需采取总量刺激的方式不同,构建新发展格局始终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为目标,重视需求侧管理,避免大水漫灌与低水平重复投资,实现结构优化。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仍然要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国际市场是国内市场的延伸,国内大循环为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坚实基础。国内大循环绝不是自我封闭、自给自足,更不可能什么都自己做,放弃国际分工与合作。要坚持开放合作的双循环,通过强化开放合作,更加紧密地同世界经济联系互动,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水平。只有扩大开放合作,才能引入更多国际竞争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才能吸引和吸收全球创新人才与创新资源,提升我国的创新能力。
构建新发展格局仍然要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刘鹤在文章中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发展问题,但本质上是改革问题,必须运用改革思维和改革办法,形成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营造鼓励创新的制度环境,扫除阻碍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畅通的制度、观念和利益羁绊,破除妨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国内统一大市场,形成高标准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降低全社会交易成本,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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