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大战结束了！国共实力差距背后隐藏着掌控543万人的逆天能力...

　　今天是淮海战役胜利70周年纪念日。

　　淮海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战略决战性战役，是解放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之一。

　　淮海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的防御计划，使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获得解放，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治，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

　　很多人认为，在解放战争中，我军伙食差、穿得破、装备烂，仅凭意志和民心“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美式装备的蒋军”。

　　其实，这是不准确的。

　　淮海战役时期的民众动员，并非仅仅依赖于民心所向和简单全民参与。在很大程度上，这实际上是一门高超的“技术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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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军只有“小米加步枪”？

　　1948年末，河南省陈官庄，天寒地冻。

　　淮海战役进入到了最后阶段，杜聿明带领从徐州逃出来的30万人被解放军包围于陈官庄。

　　解放军阵地上，炊烟慢慢熄灭，香喷喷的馒头蒸熟了，流着油的包子也熟了。为了庆祝元旦，炊事班费心思做出了很多花样，把四菜一汤送到了掩体堑壕里。

　　几十米外，国民党军阵地上画风突变：

　　官兵露宿野地、水沟边、土坎下，饥寒交迫；骑兵变成了步兵，因为战马早就被杀掉吃光了；为了取暖、做饭，能烧的都被烧光了，后来，连棺材也被挖出来烧了；一夜之间，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第一二二师冻死、饿死三百余人，到处都是死尸。

　　解放军战士用高音喇叭对着国军阵地喊话：“兄弟们，过来吃馒头吧。”

　　此时，国军早已断炊，草根、树皮、老鼠、昆虫......能吃的东西被“扫荡”得一干二净，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充饥了。于是，饿得眼睛发绿的国军士兵连滚带爬地跑到我军阵地饱餐一顿。

　　一天之内，千名国军士兵投降。

　　（图为淮海战役总前委合影，左起：粟裕、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谭震林）

　　1949年1月6日，我军发起总攻。

　　战场上充斥着“缴枪不杀”的叫喊声，国军士兵怀抱钢盔，等待着用手中的武器交换馒头。

　　杜聿明的部队就这样土崩瓦解了。

　　淮海战役中，解放军不但自己丰衣足食，甚至还有大把余粮给俘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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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有“民心”还不够

　　陈毅一语道出了解放军粮草充足的原因：“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在那66个昼夜的战斗中，我军80%的装备和粮草是由88万辆小推车运送的。543万群众奋勇支援前线，每名解放军身后就有９个民工“护航”。这些小推车，能从南京到北京排成两行。

　　（图为淮海战役中支援前线的民众）

　　如此庞大的运输阵容，不但在解放军历史上、在中国近代史上亦属罕有。

　　这是怎么组织起来的？

　　有人说，这是因为共产党人心所向，有群众基础。

　　国民党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我们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老百姓(603883,股吧)的支持。部队经过豫皖边境时，老百姓逃避一空，几乎连个带路的向导都找不到。这次我当了俘虏，通过村庄看见解放军和老百姓住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样亲切，有的围着一个锅台烧饭，简直分不出军与民的界限，我想这是解放军取得胜利的一个主要原因。”

　　光有“民心”就够了吗？

　　当然不是。

　　如果认为我党只是靠精神与意志取得了战争的胜利，那么就忽视了我党在资源调控方面的超强效能，可谓是大错特错。

　　淮海战役前三个月，陈毅将物资与后勤提升到战略高度：

　　“我们的同志每每只看到缴获了多少枪炮，虏获了多少人马，甚至一些高级干部——旅长、师长，一直到纵队司令员，往往拿缴获多少来判断胜利的大小。毛主席讲：缴获多少，这是战役问题、战术问题……战略问题最重要的是双方吃饭、屙屎、洗澡和牲口吃草等问题……小米没有了，壮丁没有了，到那时党性再强也要受影响，只能去打游击。”

　　战争背后的后勤组织工作是一门极其重要的“技术活”，处理不好，很容易陷入困境。

　　（图为淮海战役中支援解放军作战的民兵担架队准备出发）

　　一开始，解放区的农民其实并不乐意支援前线，担心耽误农活，造成家里土地荒芜，来年挨饿。小商贩也不愿意，因为路上伙食要自备，而且无法正常做生意，无法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有个叫杨家圈的穷村子，出了36头驴，支前时死了7头、病了6头，损失没有得到补偿，严重影响到农民的生产生活。

　　据1948年10月10日的冀鲁豫区党委战勤报告记录：

　　上期常备担架，濮阳原1300人，完工回去仅40人；南乐原800人，完工回来仅320人；昆吾原250人，完工回来10人。这期常备担架稍好些，茌平县400人，两天跑了175人。

　　豫皖苏分局总结淮海战役时提到：

　　“战役初期，干部思想落后于群众，用欺骗办法，自设难关，越解释群众越怀疑，逃亡很多，如五分区担架，先说到扶沟三五天的任务，又说到亭州，又说到永城，每逢一关，逃亡一批，到前方者不及百分之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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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到底出在哪？

　　对于上述情况，负责战勤工作的干部深入群众开始进行调研，发现问题还真不少。

　　首先，基层工作不到位。

　　在有些新解放的地区，负责战勤工作的干部只有一两个人，运输队和担架队处于无人领导的状态。

　　比如，某县指挥部只有一个人作战勤工作，并且，处于半工作半休养状态，直到病重离开，才添一个动员股长。

　　其次，工作人员态度粗暴。

　　强制摊派百姓出工激发抵触情绪，正如陈毅总结的一样：有些区、村政府则采用集中管制，控制民力办法，禁止农民、大车、牲口远离家乡，以便随时征用。造成农村间商运停滞，生产减低，群众逃避支差，民众对我们极感不满。

　　再次，支前民工待遇差。

　　曾在淮海战役中担任华野后勤部长的刘瑞龙，在日记中谈到了当时的问题：

　　“民工的供给是最大问题。粮食部署只是提一下，没有固定来源及一定供给计划。

　　民夫吃不饱饭，且不及时。甚至喝不到开水，睡不妥。

　　民工衣服是最严重问题，来时天气不太冷，带的棉衣不多，至今没有很好解决，几次都是在缴获中解决。已发棉衣五万五千套，野供在窑湾收一万二千套，大部是单衣，夹片子，半成品，很短，三分之一穿不得。”

　　病员多，肠胃炎，寒热是冻的。五分区的已病三百多，医药没有解决。”

　　还有，部分基层干部脱离了群众。

　　象冀鲁豫边边区政府规定：村干、模范、英雄到区、县开会，及民兵集训等均抵出差。这样，基层干部就可以避免出差。还有些基层干部掌握着百姓出差的支配权，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找逃避出工的机会。因此，老百姓对这些徇私的做法深恶痛绝，对支前出差很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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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党开始“对症下药”

　　针对前期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我党于是开始“对症下药”。

　　一方面，整顿和加强基层干部的建设。这是解决支前问题的关键！

　　当时，由于多数战场在农村，相比国民党，我党在这里本身就有较为严密的基层政权体系，优势明显。

　　共产党坚持以党委为核心，以军和政为左膀右臂，建立一元化的基层政权体系，党政军高度融合又互有分工。

　　每到一地，我党就派出工作团协助县委建立区、乡两级党组织，吸收积极分子入党后建立村党支部，同时，还建立起自卫队、农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各种团体和协会，把不同年龄、职业、性别的人口纳入党组织。

　　可是，问题在于，很多地区刚刚收复，尚未建立起基层政权，要想动员民众支前，难度较大。

　　在这些地区，首要任务就是寻找积极分子，参加过支前的、参加武工队打过游击战的、烈属和政治面貌清楚、没有投降或干过坏事的村干部，以及遭受过苦难的一般群众。

　　另一方面，给予基层干部充足的物质保障，让党政军人员无后顾之忧。

　　以共产党辖区的县长为例，除了生活与办公津贴外，每月有足量的油、盐、柴、米、烟等物资配给，每年发放衣、袜、鞋、被。1943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每个月发给每位县长保健费60至100元，西北保健委员会再给每个县长每月1到1斤半的猪肉补贴。物资配给能抗衡战时通胀，保证了办公与生活质量。这样，基层干部就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挨家挨户做工作。

　　只要上级党委一声令下，各级党政部门和人员立即高效动员起来。征集粮草、募集新兵、筹备经费、缴纳军用物资和调集民工等任务，通常能足额甚至超额完成。（注：相比之下，国民党的基层政权则显得太弱。)

　　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高层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严峻性，推行新县制改革，试图强化基层政权与组织。但是，受基本理念所限，他们仍强调“融党于政”，即地方党部无权干预政治。因此，不但没取得什么成果，反而还弱化了基层党组织，党部沦为政府和军队的附庸，发挥不出组织力量。

　　国民政府基层政府官员的选拔，强调文化与学历。县长们的薪俸按县别来分级：一等县长最高工资为430 元，最低为340元，二等县长最高为400元，最低为320元……

　　实际上，这只是纸面规定，大部分县长最多只能拿200多元。在贫穷的陕西，一等县长领220元，四等县长只有170元，这个数字还包含生活与办公费用。受战时物价飞涨的冲击，这些官员的工资大大缩水。很多县长的月收入还不如小香烟店老板，甚至不及汽车夫一日之所得。家境不富的县长们不得不考虑挣外快养家糊口，没有多少精力和财力从事党务。

　　加之，党部作为政和军的附庸，根本没有话语权，说了也白说，忙了也白忙。所以，基层党员缺乏积极性，组织活动基本陷于停顿，深入群众生活发挥影响更无从谈起。

　　例如，抗战时期，湖南攸县政府有66人，县党部只有13人，拿薪资的党部成员待遇比政府人员低。这还是情况不算最差的地方，边穷县份的基层党务之弱更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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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让老百姓吃亏才是硬道理

　　有了扎实的基层，共产党一连串政策纷纷开始落地生根。

　　首先必须得让群众明白，打这仗，完全就是为了自己！我党以“保饭碗、保卫翻身果实”进行广泛宣传。同时，党的媒体也积极宣传正面典型，时刻给予民众“正能量”。更重要的是，要充分保障民众眼前的利益，不能因为支前吃了亏。

　　*给予出差民工一定补偿。

　　1948年9月开始，中原解放区发布了《禁止无偿派差，实行给价包运制度》的公告，公告规定：

　　“凡前后方部队、政府机构、学校、工厂、医院、兵站及其他任何机构、任何个人所有搬运武器、弹药、机器及一切粮草物资等，概应依照规定运费按工给价，或按件给资。一律禁止无价派赴，禁止只分伙食不结工资之义务运输制度。”

　　那么到底给多少呢？公告中规定：

　　“每转送一人行50里，发给运价粮食30斤，如用担架时，按每个伤员加发10斤。……运送军械、弹药等每百斤百里之运费，人力挑运为32斤，驮运23斤，各种车辆为20斤。

　　*提高民工出差待遇。

　　1948年10月25日，华东支前委员会决定在民工来往的道路旁设立民站，每30里设一小站，60里设一大站，给运输粮食物资的民工提供“茶水与饭食，要支起10-15口大锅、囤积一部分烧柴与面粉，专做民夫吃饭与喝水之用。

　　宿营站初民夫的吃喝问题外，尚需招待住宿，要支20-30口。“每一站至少要聘请中医一、二人与民夫治病。”

　　*搞互助生产，让支前民众无后顾之忧。

　　民众去支援前线，自家土地无人耕种，荒废了怎么办？共产党发动群众订立五保公约，搞互助生产，“把所该出工、民工、军工烈属的户数地亩，都具体的分到以居民组为单位的生产组里”。

　　此外，后勤部门还要求对群众出的车和牲口，要折工计算，损坏要折价赔偿或给予维修，总之，不让出工具牲口的群众吃亏。针对分配不公的问题，各村开展“民主运动”，干部带头支前，谁出差、谁免差，都由群众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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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导民众推倒反动派

　　解决了百姓的后顾之忧，又有党员身先示范，整个淮海战役的支前工作就被动员起来了。

　　对支前出差，群众热情高涨。

　　“支前不仅不是负担，反增加收入，因此到处修理大车，增加牲口。……过去供给制支差，每辆大车只运600斤者，现能运1400斤至1700斤。过去一天只走四五十里者，今能走八九十里至百里。”

　　（图为解放战争时期，用小推车运送物资的北方支前大队）

　　这样，老百姓就成了解放军的“后勤部队”，大批的辎重装备粮草被运往前线。

　　同时，军民之间的感情也愈加深厚。

　　当时，解放区连年天灾、土地歉收，人民缺衣少食，但是却勒紧了裤带，把粮食供给子弟兵。

　　他们唱着这样的歌谣“粮食就是命根子，打赢敌人的老本钱”，“三红”、“三宝”、“三发明”更是让人感动。车上推着大米白面和猪肉送上前线，民工却自己却吃着“三红”——红高粱、红辣椒和红萝卜咸菜。“三宝”就是蓑衣、竹竿、葫芦瓢。蓑衣抗风雪，竹竿趟河流，葫芦瓢盛饭舀水当脸盆。下雨时，民工把蓑衣披在伤员的身上。用喝水的瓢给伤员接大小便。“三发明”指的是担架、担架车、担架篷。靠着它们，我们完成了9.8万伤员的转运任务，挽救了十万个鲜活的生命。

　　我党是“引导民众办后勤”，没有基层和民众支持的国民党只能“自办后勤”。淮海战役中，国民党方面主要靠低水平的空投方式向前线部队输送物资，这个做法，容易造成哄抢、导致混乱，并且，经常有士兵被空投的物资砸伤。

　　（图为美国记者镜头下淮海战役中的国军）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后勤，士兵就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无枪炮无弹药可用。后勤不靠谱，训练再精良、意志再坚定，仗也打不赢。所以说，淮海战役，打赢80万国军的不只是60万解放军，还有当时奋勇支前的500多万民众，还有我党高效的动员能力。

　　参考资料：

　　江深、陈道阔《淮海战役》；黄道炫《三年内战中的民夫——以冀鲁豫区为例》；刘瑞龙《我的日记——淮海、渡江战役支前部分》；《淮海战役·第三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10月版；《淮海战役资料选》；国家人文历史：《手推车转动的奥秘：中共掌控社会资源的超强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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