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驼祥子》是一则满族寓言？

　　家喻户晓的《骆驼祥子》，围绕着年轻主人公祥子个人奋斗终至落败并且身心俱疲的经历，谱演了他肉体与灵魂的双重悲剧。这个北平民国年间的贫民故事，却又有着少为人知、相当隐秘的民族寓言背景。

　　祥子真的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吗？《骆驼祥子》是一则满族寓言吗？1月13日，老舍研究专家、满族文学与文化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关纪新，在首都博物馆多功能厅中，发表了“《骆驼祥子》：北平老年间的贫民故事”的演讲，探究了祥子隐秘的民族背景，以及老舍书写这则寓言的普世意义。

　　《骆驼祥子》是曲笔书写民族题材中的一部

　　“祥子初来城里已有18岁，如果他以前真的是在小农意识占支配地位的农民中间长大，就该对都市社会不良的精神现象，有较强的心理承受力，但是，当时的祥子，缺乏起码的承受力，他单纯得叫人揪心，假使祥子刚到北平城里来的时候，就能世故些油滑些，也许随后的许多故事都不易发生。这就让读者想到一个问题：祥子原来真的是个地道的农民吗？”关纪新说。

　　老舍是满族人，他在十一岁的时候，赶上了对满族来说一个很关键的辛亥革命。这虽对历史来说是一场进步，可对老舍身处的满族来讲，却是一件不美好的事情。辛亥革命后的满族丑化，使得民国年间推行着一种歧视满人的大汉族主义。

　　少年老舍亲眼看到了他众多的民族同胞在清朝垮台之后，被迫涌入城市赤贫阶层的行列，过着完全失去温饱挣扎于死亡边缘的生活。老舍自己也有一个凄苦的童年，但是他遇到了善人，资助他读书。老舍知道，很多贫民并没有像他一样幸运，所以他对这类城市贫民充满着同情和关怀。

　　关纪新认为，老舍没有忘却他苦难的民族同胞，在不允许文学作品明文书写“满族”字样的岁月里，他采用多种变通方式，顽强地描绘着与自己民族骨肉相依的那些人，在赤贫阶层的生存和命运。《骆驼祥子》只是这类曲笔书写民族社会题材小说当中的一部。

　　祥子是满族人吗？

　　那么，《骆驼祥子》的主人公祥子是否也是一个满人呢？关纪新认为，这个答案是肯定的。他举了几个例子来证明这一点。

　　首先，是祥子的名字。在作品里，祥子出现时，“他就是‘祥子’，仿佛根本就没有个姓”，而且，“有姓无姓，他自己也并不在乎。”这种情况在汉族人中间很少会遇到。有姓无姓都不在乎，在汉族人眼里其实很不可思议。但是，这种现象在清代中后期直到民国早期，在陆续改用汉字姓的北平满人中间，却是司空见惯的。

　　因为满人的满语姓氏不会轻易示人，只有家族内部才知道。满姓改汉字姓后，他们保持着这种对外“称名不举姓”的习性。所以，在清末民初的北平市井风俗里，对满人男性的称谓，常以这人俩字名字的前一个字来作为代称。在他年轻时称他“x（即两字名的前一个字）子”，而这人年长或者身份较高时，便被称为“x爷”。“祥子“到底姓什么，外人并不关心，他究竟叫“祥什么”别人也不会去打听。在那时，北平满人还占着很高人口比例，人们都明白这种人必是满人无疑。

　　其次，是祥子的语言。虽然说祥子是个不太喜欢说话的人，但他每一开口，却总是一口地道的“京片子”，而不是外埠或者京郊农人的语调。这证实了他在语言文化的归属上，跟故都内的老住户们，就是一回事。清代的北京内城，长期被辟为专门居住八旗军人和家属的地方。满人们经过一两百年的锤炼，把明代之前的北京方言来了一番彻底的改造。京腔京韵便是改造后的产物，京城满人都以能说一口“京片子”为能事。

　　老舍写《骆驼祥子》的时候，正是保持对人物语言地方性高度敏感的阶段。他甚至能让不同原籍的人物操不同方言。比如，天津人杨太太嘴里的“怎吗札（怎么着）？”这可见祥子在进到北平城之前的语言文化归属上，他早就是一个北平人。

　　再次，是祥子喜洁、好义、讲礼貌、好面子的性格。从前祥子极好干净，不管是在车厂子里还是到宅门儿，他总是主动打扫各处。“而忘了车夫并不兼管打杂”，这种“洁癖”式的穷人，在各地的农民中很少见，但在京城满族中间却多得很。而且，祥子起先又具备待人处世热心侠肠的一面，肯于自己掏钱，给快冻死的老车夫祖孙买包子吃；摔坏了曹先生的车，立即想到该赔人家。

　　初到城里，他甚至于“最忌讳随便骂街”，这也跟一般农民不像。据京城老年人讲，只有旧式的满人，才不习惯张口就骂人，彼此产生龃龉，有的竟只能当面说一句“我实在地恨您”来发泄。祥子身上凡此种种，知晓满族人文特征的读者，都能读出他们的内在联系。

　　还有，是祥子茕茕孑立的处境。祥子从开头到结尾，一直“就没有知己朋友，所以才有苦无处去诉”。民国初年的北平生活中，恐怕只有满人更可能有这般世间冷遇了。

　　可是祥子生长在乡间，他怎么可能是一个满人？

　　说祥子出身于满族，其中一个障碍在于，祥子18岁以前不是城里人。他“生长在乡间”。关纪新认为，其实这依旧不能排除他是满人的可能性，而且恰恰还能证明祥子原本淳朴的品性。清代的京城满人，不都驻扎在京城圈内，在城外乡间，驻扎的还有成建制的三个八旗军事部队及其家眷，即所谓“外三营”——火器营、健锐营和圆明园营。他们分别驻扎在京西的蓝靛厂、香山脚下和圆明园园林里。

　　“外三营”的满族官兵世居郊外，与京师城内的市井习气阻断，直至清末民初，仍较少受到荒嬉怠惰之风的侵蚀，保持了纯朴、倔强和勇武的传统。在清廷垮台之后，“外三营”的满人只好就地改事农耕，他们缺少耕种的技术，还有军阀混战给他们带来了掠夺和摧残。不少人在田地间谋不出生路，就只好丢掉土地，投奔城里。

　　祥子“失去了父母（他们可能死于战乱）与几亩薄田，十八岁的时候便跑到城里来”，与这一历史现象正好吻合。关纪新认为，假若这种分析有道理，能顺利成章地获得相互证实的，还有以下两点：一是，祥子因为自小在京西地区八旗居住地长大，才对该方向的若干地理方位异常熟悉，因此，他为了从被乱兵掳去的地方跑回城里，“一闭眼，他就有了个地图”。

　　二是，祥子虽自幼生长在京外乡间，但他对在那里长期居留并从事农业劳动，却没有兴趣，他把北平当成“他的唯一朋友”。进城后，他一度被抓到远郊去，他仍然“渴望”着这座“没有父母兄弟，没有本家亲戚”的城，认定“整个城都是他的家”，每逢在城里困苦到了极点，他总是告诉自己：“能在北平，还是在北平！”以至“他不能走，他愿死在这儿。”可见，祥子从心理到文化（虽然他并没有太高的文化）上讲，是绝对从属这座古城的。他若不是满人，难以想象会有这份坚定的归属感。

　　底层满人的市俗“堕落”

　　关纪新认为，我们再次得到了老舍以满人作为作品主角儿，又不愿明说的创作底细的结论，但这不是我们的最终愿望。作家如果只是想写北平下层的满族洋车夫，自不必绕这么一大弯子，非让小说主人公从乡间走来不可。老舍的用意还包括下面一层：他要借祥子的心理变异，思考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满族下层人的精神与心理演变规律。

　　关纪新先撇下祥子，对作品中“刘四-虎妞”和“二强子-小福子”两家，做了些族属观察。刘四，据小说里介绍，“年轻的时候他当过库兵”。那时该是清末，管钱粮仓库的库兵，必定都是内务府满人；虎妞是刘四女儿，也出不了满族圈子，她那豪横、爽利的性情，也是满人女性常有的样子。

　　“二强子”，从名字上看，又是个男性满人。他也很有满人特征，“在他醉了的时候，他一点情理不讲。在他清醒的时候，他顶受体面、因为爱体面，他往往摆起臭架子，事事都有个谱儿”；他的女儿小福子被军人骗婚而后抛弃的经历，在民国初年的北平城，是生活无着落的满族年轻女子最典型的遭遇。

　　于是，关纪新找到了祥子和刘四、虎妞、二强子们在精神上的对应关系。刚到北平的祥子，代表着最原初本色的满人精神——重伦理、尚淳朴，还葆有创造性；而刘四、虎妞、二强子们则代表着彻底市俗化了的满人精神——基本特点是轻道德、贱创造，是没落的消费型心态，构建着扭曲的人生价值观。

　　祥子当初跟他们格格不入，后来，祥子却亦步亦趋地被他们的价值观念俘获。终于，他心灵的洁净变肮脏了，淳厚的品格变“精明”了。祥子短暂几年间完成的心灵蜕化，浓缩了满族精神文化长久以来，从本元类型向市俗类型演进的趋势。

　　尽管18岁之前的祥子身心健康，一旦遇到汪洋般涌来的市俗文化的夹击，他也只能一筹莫展地败下阵来。由此可见，老舍对弥漫于都市底层的蛮悍的市俗精神力量的忧虑。

　　当然，关纪新认为，小说提供的思考，不仅停留在潜在满族的精神文化层面，它已经具备了普遍的社会文化意义。现存的民族都经历过精神上的纯真童年，也都难免要面对随后的心灵走失的阶段。老舍的非凡之处，在于他洞察了本民族的文化变异，将它清晰地投影于中国多民族的精神文化之屏，让来自不同方位的民族，都能从中找到自我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作家从历史的特殊性出发，穿越文学描述，触及了历史的深层规律，从而极大地扩充了作品的现实主义价值。

　　作者 新京报记者 徐悦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