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认识“外部环境复杂严峻”？

　　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除了提到2019年中国经济“稳中有变”和“变中有忧”外，还提到“外部环境复杂严峻”。那么，我们如何认识“外部环境复杂严峻”这一判断呢？“复杂”就是扑朔迷离，要沉着应对；“严峻”就是情况严重，要严阵以待。

　　第一个“复杂严峻”就是大家熟知的中美贸易摩擦问题。摩擦的过程大家都很清楚，我就不在这里赘述了。虽然2018年12月1日中美两国首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晤让中美贸易摩擦暂时告一段落，但是，从那时算起的90天后会怎样还是个未知数。如果协议达成，我们就会维持目前的结果：双方各加征对方5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25%的关税以及美国对中国2000亿美元的输美商品加征10%的关税和中国对美国6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20%、10%、5%不等的关税；如果协议达不成，3月1日，美国会把对中国2000亿美元的输美产品加征10%的关税继续提高到25%，那样，贸易摩擦会硝烟再起，我们会怎样应对以及美国还会不会对中国额外的2670亿美元输美商品加征关税就成了一个复杂的问题。500亿美元的输美商品按目前6.8的汇率计算相当于3400亿元人民币，后来的2000亿元又是4个3400亿元人民币，这个总和就达到了1.7万亿人民币；如果特朗普继续疯狂，剩余的2670亿美元又是1.8万亿人民币。如果我们3.5万亿人民币的输美商品受到影响当然又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因为我们2018年GDP增长的绝对值也就是7万亿人民币左右。当然，我们相信中央和相关政府部门有智慧、有能力化解这一复杂严峻的问题。

　　第二个“复杂严峻”是由美国或特朗普主导的各种自由贸易协定会不会对中国经济形成影响。特朗普去年年底终止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改签为《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在这个新的“北美协定”中，美国特别强调北美三国企业与非市场经济国家企业发生关系所产生的纠纷，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不受北美国家法律保护；北美国家如果跟非市场经济国家企业合作或贸易要到美国备案甚至得到美国的同意。协定中提到的非市场经济国家是不是特指中国？如果是，中国的企业要是在北美国家做生意会不会遇到麻烦？再有，如果特朗普将这一歧视性政策复制到日本和欧盟等地区怎么办？目前，特朗普不是就在到处游说，要与欧盟、日本签署零关税的自由贸易协定吗？如果经济总量超过全球55%的美国、欧盟、日本三大经济体之间真的实现了完全零关税一体化的贸易，我国商品的出口形势是不是变得复杂严峻？当然后面的事情不一定发生，但我们要有思想准备。除了外部的宏观环境复杂外，外部的微观形势同样严峻，眼下，美国开始禁用中国的华为产品，日本、澳大利亚、意大利、新西兰、捷克和波兰已经陆续跟进，前不久，欧盟委员会负责数字化事务的副主席安西普也开始宣讲对华为产品的不利言语，面对这种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我们的政府和企业必须严阵以待，做好一切应对方案。

　　第三个“复杂严峻”就是世界经济也出现的两极分化现象。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在走好，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市场国家（包括金砖国家）的经济在下行或走坏。美国2018年经济创2013年复苏以来最好水平，失业率达43年最低水平，经济增速预计在3%左右，GDP总量预计超过20.5万亿美元；2018年，欧盟28国GDP平均增速预计2.2%，是2011年以来的最好水平；日本估计是1.4%，已连续扩张3年。10年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那场世界性的金融或经济危机，不管是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四国，还是美、日和欧盟各国都在出手救市，而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发达经济体扬长而去甚至对新兴市场国家落井下石，新兴市场国家经济不是在自救中就是在下行中。阿根廷告急、委内瑞拉告急、土耳其告急，金砖四国的经济都面临考验。从微观上看，美元走强、国际原油价格连连暴跌（国际原油价格在去年10月初触及四年高点76.90美元/桶以来，3个月时间下跌超过40%，最低触及42.36美元/桶）让对化工产品没有定价权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化工企业面临压力，另外，这一影响牵一发而动全身，间接影响多少企业更是无法计算。

　　但是，不管外部环境有多么复杂严峻，我们有居安思危的中央领导集体，我们有不畏艰难、积极进取的众多企业家，更有中国大国特有的回旋余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要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

　　预告：下篇时评（29日）题目是：《中国经济何以应变、何以解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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