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杯的闹心表现之外,我们又老生常谈地把目光投向了中国足球青训,卡纳瓦罗说,如果想尽一切办法就是为了打进卡塔尔世界杯的话,我觉得咱们都错了。如果咱们认真讨论中国足球长远发展计划,还可以聊一下。
提到长远发展计划,我们都在说中国足球青训差,但很少有人知道,在中国,平均154万人才有1位A级足球教练……相比国足的排名与表现,我们的这一数字更加让人感到揪心与无奈。
内容来源/ 西北望看台,体育产业生态圈授权发布
二战结束后的德国,百废待兴。
面对德国足球界的一片废墟,时任联邦德国足协教练主管的赫尔贝加提出了一个口号:
“先培养100名优秀教练,继而让每一名教练再带出100名教练。”
口号提出不到10年,联邦德国夺得了1954年的瑞士世界杯冠军。
40年后的日本,在德国教练戴德姆-克拉玛的启发和建议下,于1994年提出了一项“培养9000名C级教练”的五年计划。
联邦德国夺得1954年世界杯冠军
计划提出四年后,日本队第一次进入世界杯决赛圈,自此成为世界杯常客,再未缺席。
前文提到的赫尔贝加正是戴德姆-克拉玛的老师,后者在2005年入选日本足球名人堂,成为了第一位入选的外籍人士,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克拉玛在上世纪也曾来到中国普及足球知识…
然而现在的中国足球,从上到下都让人很着急。
中国足球,病在青训。这个事情无数人已经说了无数遍,但凡对中国足球稍有了解,都知道这个道理,但就像一位足协官员接受采访时说的:
“青训差的真正原因,很少有人去深究。”
曾经在国家队、俱乐部都辅佐过高洪波的荷兰教练阿里-肖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提出过一个论点:
“足球青训成材率高不高,70%取决于青少年足球教练的水平。”
阿里-肖与高洪波
阿里-肖的观点和这位足协官员不谋而合。青训差,最主要的一点是一线基层教练水平不高,带不出有前途的好苗子。
而且在这位足协官员看来,相较于球员层面,我们在教练层面和其他国家的差距更大。
幸亏,教练圈里没有世界杯。
真正决定性的因素
是基层足球教练水平
去年年初,效力于贵州恒丰的蒋亮在微博上发了一篇长文。
他在文章中提到,见到一位某大学体育系大学生,手握亚足联C级教练证出来带青训,一堂训练课就是放两个小球门,十几个九岁多的孩子追着足球到处踢。
而在西班牙马洛卡,同年龄段的小孩已经知道利用场地宽度,拉开空间送出直塞球。
孩子之间的差距,其实就是教练之间的差距。
过去十年,足球行业热钱涌动,有越来越多的外籍教练参与到中国足球的青训工作中来。在他们眼中,我们的青训系统实在有太多太多的问题。
其中被提到次数最多的毛病就是教练在训练场、比赛场上大喊大叫,高声呼喊这么踢那么踢。在他们的理论中,这样做简直就是剥夺了球员的思考能力,让他们变成了只会踢教练脑中的足球的木偶。
从某种角度来说,这可以算作青训理念上的分歧,理念很难分出孰优孰劣,但在专业的技战术层面,我们也相差很多。
球员接球前回头观察,这是十年前的战术要求,现在已经发展到了队友出球前,球员回头观察一次,球滚动时再回头观察一次。
去年担任上港U17主教练的蔡惠强就表示,很少能看到国内有类似的观察和方向感。
“这个需要教练从小去教的,U15前必须要做到及格,但现在国内U19的球员还在学这些东西。”
蔡惠强
对于那些有把孩子送上足球道路的想法的家长来说,国家队成绩如何?国家队教练有多大牌?联赛有多么繁荣?这些的确是影响因素,但还是显得过于飘渺,真正具有决定性影响力的因素就是,当地的基层足球教练水平有多高?
家长们担心孩子受伤,担心孩子沾染上坏习惯,担心过长的训练时间影响学习,这些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都是可以通过提高基层教练水平来解决的。
在足球发达国家,即便是最初级的教练员培训课程中,不仅包括基本动作的正确示范,同时还要包括营养学、心理学、社交礼仪、人体身体构造、相关伤病的急救流程等等等等。
在欧足联C级教练员的理论考试中,就有相关的题目:如何训练球员的平衡能力?用画图方式解释人体膝盖构造?球员每天摄入糖、脂肪、蛋白质的比例?
而在阿里-肖看来,训练质量不是由时间的的长短来决定的,一个小时高质量的训练课,质量远远要强于两个小时拼凑的训练课。
如果基层的青训教练水平足够高,出口就是专业词汇,上手就是正确指导,每天不需要长时间训练,一定会有更多的家长愿意迈出这关键的第一步,也一定会有更多的孩子能进入青训的选材池当中。
然而这样的教练,少之又少。
高中国足球的核心问题
是各级别的教练都不够
2018年年末,四川电视台科教频道的《四川校园足球》迎来了可能是自开播以来的最高热度。
节目当中,一位女教练以中国足协D级教练员的身份展示了脚弓传低平球的技术动作,由于不够规范,招致了来自球员和媒体人的多方批评。
成都市足协随后回应称,教练员系统内查无此人。
一部分人怀疑这位女教练D级教练证造假,一部分人则慨叹中国足球有着太多这样误人子弟的现象,但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还能有人教你怎么踢足球,就已经很不错了。
现在的基层足球,供求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以前是踢球的孩子少,教练够用;现在是踢球的孩子多,但教练不够了。
2018年,中国足协推出“五系一体,两心一赛”青训发展模式,“五系”包括职业俱乐部青训体系、省区体育局青训体系、城市青训体系、体教结合校园青训体系、社会俱乐部青训体系;“两心”是指国内青训中心与国外青训中心的建设共同推进;而“一赛”则是指自2017年起中国足协推出的青少年足球超级联赛。
根据上级指示,我们还要建设20000所足球特色学校。
这么多体系,这么多学校,得需要多少教练?
根据中国足协提供的数字,截至2017年,中国足协共拥有教练员D级27745人,C级9983人,B级2027人,A级899人,职业级142人。
其中大部分教练都就职于职业俱乐部,真正在基层从事青训工作,在校园普及足球运动的持证教练员,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江西省赣州市有两处足球试点地区,分别是定南县和信丰县。定南县一共有16位足球教练,要负责300余名小球员,而在信丰县,17名教练面对的是1800多名8-14岁的小球员。
平均一个教练要带100多人。
而在城市中的足球特色学校,能做到手持教练证往往也只有一名骨干体育教师,其他体育老师只能袖手旁观。
曾经带过刘若钒和杨立瑜的青训教练石蒙就对媒体表示,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教练不够,先不管教练员水平高低,只要有教练愿意带队就算是好的。
每次一报名就是200多个孩子,三个教练根本应付不过来。
部分欧洲教练来到中国之后,也发现到了这个问题:
“在英国,一个教练一堂课带的小孩最多有20个。超过这个数字,每个小孩所获得的关注度就是不够的,这样是达不到效果的。”
其实,不仅是低级别的青训教练不够,中国足球的核心问题是各级别的教练都不够,从亚足联职业级一直到中国足协D级。
2017年12月,中国足协教练员大会在广州召开,技术部主任李飞透露过这样一组数据:
“在德国,现在有3700人拥有A级教练员证书;在比利时,2600人拥有A级教练员证书。”
换算下来,德国平均每20000人就有一名A级教练员,比利时平均每4000人就有一名A级教练员,即便我们按照足协网站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计算,中国平均每1546162人才有一名A级教练员。
D级教练等级是亚足联与中国足协根据中国国情特别设定的教练等级,不纳入亚足联教练等级当中。
即便计算人均D级教练员人数,这个数字也会突破50000。
校园足球的教练员
基本都是外聘人员
2018年年初,一则消息震动了上海足球人的心。
上海市平凉路第四小学的足球教练朱永强不幸患上再生障碍性贫血,上海许多足球人、媒体和机构纷纷伸出援助之手。
然而在多方接受媒体采访时,我们却可以提炼出这样的消息:
根据朱永强父亲的介绍,朱永强患病前每月收入4000多元。根据平凉路第四小学校长许碧鹰的介绍,朱永强已经担任教练长达6、7年,但身份一直都是外聘教练员。
足球教练朱永强
平凉路小学是上海的足球传统学校,也是上港俱乐部青训合作基地之一,这里的校园教练的待遇尚且如此,其他省份更不用说。
最近,福州市教育局正在向社会公开招聘校园足球教练员,薪资待遇写得非常清楚:
每人每月工资3500元,聘期一年。
去年9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通知,开展校园足球教练员国家级专项培训。
计划很好,但要求中的第一条就砍掉了绝大部分人选:选拔在编在岗且从事校园足球教练工作的体育教师或其他教师参加。
校园足球的教练员,基本都像朱永强教练一样,属于外聘人员。在编这种事情,没多少可能的。
石蒙教练就在接受媒体采伐时表示,基层教练收入很少,如果要增加收入,只能一个人多做几份工。平时为机构做事,业余时间再去带其他队伍。
虽然有校园足球的专项经费,但根据媒体的消息汇总,部分地区的学校并没有收到经费,而部分收到经费的学校也被要求,只能用来进行硬件建设,比如修整球场、购买训练设施,不能用来补贴教练。
“理由是学校已经给你发过工资了。”
因为收入低、不稳定,专业水平足够的职业球员退役之后,通常都会选择在职业俱乐部任职,不会选择到基层或学校来带青训。
而真正在基层、校园做青训的教练,都是凭着一股对孩子的热情和对足球的热爱在坚持。
但是,就像一位教练所说:
“情怀谁都有,但不能当饭吃。”
说到现实困难,这种事情是随着工作性质、工作地点的变化而变化的,相较于基层、校园,在职业俱乐部任职的青训教练的待遇稍好一些,但困难却不在此。
由于市场太小,俱乐部周边没有足够的对手进行竞争,所以目前青少年赛事多为杯赛制,有一些资金力量雄厚的俱乐部还会将青训队伍送往国外拉练,导致青训教练长时间处于在外漂泊的状态。
“对家庭有很多亏欠。”
而在工作中,最大的压力则是来自于上级领导。
青训阶段,最重要的目标在于培养人才,赛事成绩本应只是一个参考,但对于俱乐部和地方足协来说,对于成绩的要求依然不会有所放松。
尤其是对于后者来说,全运会的成绩至关重要。
最近几年,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发生在青少年赛事的恶性事件,辱骂裁判,殴打对方教练。在全运会的赛场上,媒体还曾透露过,部分教练甚至明确指示球员,踢不过就朝腿上招呼。
这都是一味追求成绩的恶果。
去年,曾任国足主教练的戚务生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了一件“趣事”。小孙子给戚务生展示技术动作,戚务生看完了,跟小孙子说:“球已经在你双脚之间,又不在别人脚下,用不着滑铲。”
小孙子义正言辞:
“爷爷你说的不对,我们教练就是这么教的。”
甚至一句话把老爷子给问懵了:
“爷爷,你会踢足球吗?”
前国足主帅戚务生
由此可见,青训教练对孩子的影响有多么深刻,在青训工作中有多么重要。这就相当于教你加减乘除的数学老师,如果这一层的基础没有打好,以后的三角函数、高等数学又能好到哪里去呢?
中国的问题出在青训,青训的问题出在教练。
以前为什么还不错?因为以前的职业球员退役之后可以进入体制内的体校做青训工作,待遇好有保障,至少在专业技术环节是没问题的。
然而随着市场化的开展,原有的体校式青训被舍弃,但市场式青训却没有建立起来,由此导致了现在选材池的干涸。
客观来说,最近几年根据国家要求,我们在教练员层面已经有了进步。
根据中国足协的数据,2016年、2017开办的D级教练员培训班期数比2015年分别增长了271%和376%,各级教练员的培训力度都有所增长。
但这个速度远远不够。
不仅如此,我们还想了很多办法,比如为了缓解校园足球、草根足球教练员不足的情况,中国足协进一步下调标准,创立了E级教练员。
但在我看来,如果仅仅是为了人数增长,就算下调到G级、H级,意义也并不大。
目前,我们国家的教练员水平不高,数量不够,已经没有了先补数量,再提水平的时间,我们必须同时提高水平和数量这两项数据。
第一,提高教练员培训水平。
在理念层面跟上足球发达国家的水平,加大各级教练员考证难度,尤其是在入门的E级、D级,力争达到科学、专业、标准,流水线化生产,做到即便没有职业背景,培训出来的初级教练员也是专上加专。
第二,将教练员的培训口子向全社会放开。
不再设立职业背景、讲师推荐等附加要求,加大教练员培训力度和规模,做到只要手握低级别教练证,无需审核就可以参加高级别教练员培训班进行学习、考试。
第三,进一步扩大整个市场。
不仅局限在职业俱乐部和校园,让更多的社会单位进入到足球运动中来,创办更多同类型社会单位的竞赛模式,让手握教练证的基层教练有更多实践的场所和舞台。
根据蔡惠强的介绍,英国80%的足球教练没有踢过职业足球,所以我们不能把希望全部寄托在退役球星、曾经接受过青训的球员和大专院校体育系的毕业生,这个增长速度远远不够快。
我们需要摸索、建立一套培训方法,让全社会的普通人经过培训之后,都能成为专业的教练员。
唯有在教练员层面激起充分的竞争,我们才能让更多的孩子接受到更为专业、科学的培养,青训成功率才有希望进一步提升,好苗子们才不会白白流失。
青训是一个纷繁复杂的大工程,就像一个毛线团一样,我们首先要找到毛线团的线头在哪。
青训的线头,就是教练。
就像欧足联技术总监卢塞斯库在中国足协教练员大会所说:
“有好的教练才会有好的球员,做好教练员的培训工作才是一切青训工作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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