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福克纳：不断坠马的伟大写作者

威廉·福克纳（Willian　Faulkner l897～1962），美国小说家。1925年后专门从事创作，被西方文学界视作“现代的经典作家”。共写有19部长篇小说和70多篇短篇小说，其中绝大多数故事发生在虚构的约克纳帕塔法县，被称为“约克纳帕塔法世系”。194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图为福克纳与他的马。

《寓言》 作者：（美）威廉·福克纳 译者：林斌 版本：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7年11月

《掠夺者》 作者：（美）威廉·福克纳 译者：杨颖、王菁 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年6月

那是在1950年的12月，在斯德哥尔摩，福克纳在女儿吉尔的陪伴下领取了1949年份的诺奖。他期间的表现说不上差，却也实在说不上好，他虽没用威士忌把自己灌得不省人事，也到了精神涣散的地步。他无法控制不喝酒，即便在这种场合，即便他在出发前和妻子达成了不喝酒协议，而酗酒也成为福克纳日后健康日益恶化，并最终去世的重要原因。

被写作折磨得精疲力竭

瑞典文学院授予福克纳这一奖项可谓恰得其时。不是说福克纳需要什么奖项，他对此向来冷淡，这在后来他对普利策奖、美国国家图书奖的态度即可得知，而是因为在那个时期，福克纳确已写出他最重要的东西，而这也暗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他的才华——即便不是全部，也是绝大部分——已被耗尽。对任何一位作家来说，这一必将来临的苦涩境遇无疑会让人意志消沉。三十到四十岁那段时间，福克纳的才华犹如大团篝火燃得正旺，事实上，他笔下的不少故事正是打猎时围着篝火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可如今，这团篝火的火势正不可避免地萎缩，不久就将熄灭。对未来创作的焦虑，加重了他本因醉酒和感冒导致的糟糕身体状况。

这时候，他已不用再为家庭债务惴惴不安；他一直努力试图恢复的福克纳家族的古老荣誉，也在获得诺奖这一国际性事件中实现。现在他唯一想做的，也许就是要证明自己还能写，像多年以来所做的那样，坐在位于奥克斯福名为“山楸橡树”的家中，用铁的意志把自己按在书桌前，一天七八个小时，用他特有的迷人腔调讲一个故事、一段传奇或一首寓言，你怎么定义都行。曾经，这是他过了那段波希米亚式的放浪生活后最大的愿望，也是避免与同样酗酒的妻子埃斯特尔争吵的最好方式，当然，也是他除了偶尔去好莱坞写剧本外挣钱的唯一手段。

从斯德哥尔摩回家后，福克纳开始着手写作具有戏剧意味的《修女安魂曲》。1951年元旦到6月，他被痛苦和汗水折磨得精疲力竭，但他撑了下来。至于这本书得到的评价，委婉地说，不温不火。到1952年年初，他又规定自己必须开始写《寓言》，一部带有野心的反思一战的作品。直到1953年的11月，这本书终于在其情人琼·威廉斯的帮助下结稿。写作的过程异常艰难，和之前的写作经历相比，简直就是受罪。琼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福克纳“看上去有一点无助”。对于一个写出了《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八月之光》《押沙龙，押沙龙》的人来说，这种无助无论如何会带有一种让人不禁心生怜悯的色彩，但我想，如果真的有人把这种情绪表达给福克纳，他一定会不屑一顾地转身走掉。这种艰难，以及面对这种艰难时绝对坚持的坚韧与勇气，甚至于固执，是作为艺术家（福克纳常用的词）的一种特殊权利。没错，他因此受苦，但也因此成为他希望自己是的那个人。

很难说《寓言》是一部成功的作品，尤其对福克纳来说。也许作品成不成功对他来说已不那么重要，至少他还在写，重要的是，他的健康在多次酒精中毒和坠马中被严重损坏，不过从他本人的应对来看，这一点也实在谈不上多么重要。1952年三四月份的一天，他被一匹马狠狠摔在地上，背后严重受伤；不久后，在巴黎举办的“文化自由”代表大会期间，他再一次坠马；1958年到1959年，福克纳又多次从马上摔下来，被送往疗养所。医生的叮嘱总是两点，不要喝酒，不要骑马。而几乎病情稍有好转，福克纳就再次一杯接一杯地喝威士忌，再次牵出他心爱的马。

接受“文化名人”的角色

1954年，美国国务院邀请福克纳前往巴西参加世界作家大会，出乎意料的，福克纳对此感到兴奋。经历了连续两部作品的艰苦创作，以及得到的负面评价，他需要的可能正是这样一个出口。就这样，福克纳开始了南美之旅。他先到秘鲁的利马参加研讨会和记者招待会，疲惫和紧张使他喝了太多白兰地，因此到达巴西时，他不得不接受封闭治疗，但整体来说，福克纳表现得温和、谦逊、优雅，秘鲁人和巴西人也对福克纳的到来给予了极大热情。或许福克纳在这次出行中受到了另一种方式的鼓舞，而不必为将要写下的东西而苦闷，他主动写信给美国国务院，“要求以后参加更多类似的文化使团”。接下来几年，他似乎接受并享受着“文化名人”这样一个新角色。此外他还越来越关心政治问题，开始接受各个大学的演讲邀请。在此之前，福克纳从来没有对上述行为表现出哪怕一丁点兴趣，甚至公开讲话都感到为难。长久以来，他生活在密闭的私人世界和对小说的想象中，而人生到了这个阶段，他似乎第一次看见了外面的世界，而且他正有些思想要宣讲。

1955年8月，福克纳抵达日本，被蜂拥而至的记者和闪光灯团团围住，而会议上竟有五十多位日本文学教授出席。福克纳的到来成为日本的一件文化盛事。日本之行的空前成功让福克纳渐渐积累着应对外部世界的经验，获得了回答问题的模式和技巧，当他随后去往马尼拉、罗马、那不勒斯、米兰、伦敦、雷克雅未克时，他已在此类场合中如鱼得水：举止优雅，回答得当。

拒绝放弃骑马

幸运或不幸的是，这很快让福克纳感到了厌倦。他从不认为自己是个知识分子，并不适合解答来自世界各地的问题。1957年的一场鸡尾酒会上，他回答记者提问时称自己“只是一个从密西西比来的乡下人”，某种意义上，这并非仅仅是谦虚。这个“乡下人”对世界的观察和想象极为在行，而让他回答那么多人的困惑，他显然不是最好的人选。即便如此，在一般人的想象中，功成名就的福克纳能做的事应该有很多，如果能就此搁笔，也不是坏事，就像他在《记舍伍德·安德森》中对年近五十的安德森说的，“他已经到了应该搁笔的阶段”。况且，对于一个已在美国、法国、意大利和拉美成为文学偶像的人来说，你实在不能对他有更多索求，除了他自己。

到了这个时候，他应该感觉得到，自己创作的那团篝火只剩下一点小火苗，但他不想就此结束，哪怕他能做的只是就着这点小火苗再讲上几句。他开始写“斯诺普斯三部曲”的第二部《小镇》，而第一部《村子》是在近20年前写的。再一次，他坐在“山楸橡树”中的书桌前。结果同《寓言》一样，《小镇》没受到多少好评。但三部曲就是三部曲，他必须再写一部。如果他之前定下的目标是十部曲，我想他也会不惜一切去尝试完成。到了1957年11月，福克纳开始写《大宅》。

两本书的间歇，福克纳接受了弗吉尼亚大学的邀请，成为“驻校作家”。空闲时他就和新结交的朋友外出骑马打猎，这是他一直以来真正喜欢的事情，也是他不断书写的那个老南方的传统；在精神上，福克纳一直保持着与那片土地的紧密联结，那里是他生活和写作的出发点，也是他写作的依归。福克纳对待打猎极为认真，以至于让人觉得有些过头。每次打猎，他都盛装登场，“平日里则精心保养他的骑士装、打猎用的外衣和装备”。他用的那把枪的枪柄上刻着他姓名的缩写。但多次坠马造成的伤病折磨着福克纳，他却把各种抗生素和威士忌一起服用，直到1960年初再次住进疗养院。

1961年7月2日，福克纳得知海明威的死讯，第一反应就是海明威一定是自杀。两人之间有些嫌隙，没见过面，但福克纳太理解海明威，那种同为伟大作家的惺惺相惜，后者和自己一样长期忍受着酒精、背伤和写作能力退化的煎熬。很难说两人在面对类似人生境遇时谁的选择更明智。海明威选择了死亡，而福克纳用最后的热情，也许是借着那团篝火马上熄灭时飞出的点点火星，投入到最后一部作品《掠夺者》的写作。这本书出版于1962年6月，福克纳去世的一个月前。在这段时间，六十多岁的福克纳又有几次摔下马背，一次比一次严重，这让他遍体鳞伤，甚至短暂失忆，但就像他决不放弃写作一样，他拒绝放弃骑马。当我们用后来者的眼光看去，“上马-坠马-上马”对福克纳的晚年生活来说已足以成为一种鲜明象征：一次次失败，又再一次无畏地尝试。他似乎在用自己的行动，践行他在诺奖演说辞中提及的人类那几种高贵品质中的“勇敢”，哪怕为此付出昂贵代价，包括生命，也在所不惜。

注：本文参考书目为杰伊·帕里尼《福克纳传》。

新京报记者张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