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自杀群体揭秘：渴望的爱与信任，至死未得

　　7月19日，杭州的傍晚。

　　22岁的江西师大大三女生郑丹再次见到了胡建国，这个她称作叔叔的人。分别前，她给了胡叔叔一个拥抱，胡建国强忍了一天的泪水流了下来。

　　大约半年多前，郑丹和两个同学从江西自费来到北京找胡建国，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要对胡建国进行专访，探究他的儿子胡正自杀的背后原因。

　　她以为胡叔叔会拒绝向她谈起伤心的往事，但却得到了未曾想到的支持。

　　胡建国说，因为郑丹他们和自己的儿子是同龄人，他们能够去深入研究同龄人自杀的背后原因非常难得。

　　胡建国只是郑丹团队采访的青少年自杀案例中的一个。在将近一年的课题研究中，郑丹等六位新闻传播学院的同学，走访北京、河北、江苏、江西等地，共采访了七组2018年曾被媒体报道过的青少年自杀案例，他们面对的是跟自己同龄的自杀者，或者是跟自己父母同辈的自杀者家人，他们试图走进自杀者心底最深处，找到同龄人自杀的真实原因。

　　自杀，对于这些大学生来说，似乎还停留在海子的诗里。调研小组成员梁嘉雨说，在做这个项目以前，她觉得人的死亡就是发生在身边的生老病死的一个阶段，而自杀只是一个文学作品里的东西。

　　但当她见到自杀者及其父母后，她发现“自杀”其实就在自己身边。

　　5月24日，郑丹站上讲台为他们研究的课题《失控的想象——社交媒体时代青少年自杀现象研究》进行论文答辩，参加江西省青年挑战杯。而就在前一天，江西南昌警方通报了华东交大大四女生张绮雯的遗体已经在赣江中找到，排除刑事案件可能。

　　一个几乎同龄的女生坠江身亡，正在忙于应对挑战杯答辩的郑丹得知这个消息惊叹，“啊！一点征兆都没有”。

　　当时在她手中已经有了很多同龄人自杀的案例，没想到调研行将结束，又多了一个。

　　01、缘起：梦时代五连跳

　　去研究这个“灰暗”的课题，源于郑丹的一次冲动。

　　2018年5月12日，王家新从南昌最繁华的商业建筑“梦时代广场”楼顶跳下，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

　　王家新跳楼的梦时代广场

　　此时的郑丹，就读的江西师范大学，距离“梦时代”只有3公里。当她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强烈的好奇心，驱使她来到了梦时代广场，她想了解这个少年为何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王家新的死，留下了很多种说法，用郑丹在其后的描述就是“满城谣言”。

　　就在王家新从梦时代跳下后不久，又有四位效仿者站在王家新曾经驻足的天台，有同学作为看客拍下视频发给郑丹，郑丹开始觉得社交媒体背后的这些看客，就好像鲁迅先生小说中写的那样，根本没有人意识到楼顶上的生命意味着什么。

　　几经打探，从来没有做过任何深度报道经验的郑丹找到了王家新的住所，穿过敝塞的夹道，郑丹推开了露出昏暗灯光的铁门，她见到了王家新的父母，与王家父母聊过后，郑丹发现外面所说的都是谣言，她开始有更强烈的责任感，让世界了解王家新这个少年人生的最后轨迹。

　　她又先后找到了王家新的哥哥、同学以及网友，登录了王家新的QQ。她发现王家新的死并非仅仅是“网恋失败”四个字这么简单。王家新的父母频繁争吵，对孩子的心里变化漠不关心，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现实中的他自卑、胆小，因不讲究卫生而被周围人嫌弃，只能依靠吹牛来吸引别人的关注。最终，他只能沉迷在网络上寻找交友的出口，结果因为网恋失败而走向了人生的终点。

　　调查后，郑丹将王家新的故事撰写成稿，用一篇8000多字的纪实报道来聚焦这个少年人生的最后时光。她将这篇报道发布在自媒体公号上，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消除对王家新的伤害。却未曾想到，这篇报道被她的学院老师胡沈明看到，在某一节课上，胡老师把郑丹叫了出来，交给她一个听起来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研究青少年的自杀问题。

　　这个题目对于一个大二的女生来说，太宏大了。

　　研究的课题可以拖延，但每天都有生命流失。这期间，“自杀”这两个字会不自觉的进入到郑丹的耳中，她意识到这么多同龄人的自杀已经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在导师胡沈明的鼓励下，她才鼓起勇气与团队的同学们一起，走入这个“灰暗”的选题。

　　02、压迫与缺失：家庭困局

　　“郑丹：他（杀鱼弟父亲）刚才说让你一辈子杀鱼，是认真的吗？

　　杀鱼弟：他这个人，你以为我会跟他一辈子，他让我跟，我还不愿意呢。

　　郑丹：家里是不是很多事你都忍了。

　　杀鱼弟：何止是忍？”

　　郑丹见到“杀鱼弟”孟凡森的时候，已经是他走红后的第八年，这时他已经18岁。“杀鱼弟”在2018年再次成为媒体的焦点，是因为他8月3日在与家人争执后服用“百草枯”自杀，幸而获救。

　　从励志网红到服毒自杀，恐怕外人并不知道“杀鱼弟”是怎么“忍”过了这八年。

　　郑丹只身一人找到“杀鱼弟”，想跟他一起去聊聊，却遭遇了其父的白眼。郑丹想要教杀鱼弟如何使用相机，其父恶狠狠的说：“不用你教！他就杀鱼，杀一辈子鱼。”

　　这个时候，郑丹感觉到，自杀其实只是“杀鱼弟”摆脱家庭桎梏的一种方式。

　　“杀鱼弟”是家中六个孩子的老大，他们一家八口人挤在一个十几平米的狭小房间里，他曾经想上学，但是家里需要他帮忙卖鱼，作为家里的老大，他似乎天生下来就要承担这个责任。慢慢的，在家庭环境的影响下，他自己也对上学失去了兴趣。在“杀鱼弟”父亲的眼里，这个儿子的未来已经被规划好——杀鱼，是他唯一的归宿。

　　但其实，比起杀鱼，“杀鱼弟”更喜欢研究郑丹手里的单反相机。

　　从“杀鱼弟”家里出来，郑丹似乎看到了自己。她出生在大西北的农村，她是家中的姐姐，在家里的时候，父母会让她帮助照顾小两岁的弟弟，包括给弟弟做饭和做家务。有时候他会为家里的事情烦得要死，明明自己只比弟弟大一两岁，却为什么要跟“保姆”一样承担烦琐家事。

　　比“杀鱼弟”幸运的是，郑丹通过读书考上了大学，离开了闭塞的农村，来到了南昌，“如果我不走出来，我就会跟杀鱼弟一样，可能还是一个没有任何见识的女孩子，为了家庭的琐事而操心，待在家里也会感觉很不舒服。”

　　在对青少年自杀进行研究的这一年时间里，郑丹发现在自杀青少年的人群中，家长所扮演的角色总不是那么“光彩”。他们要么像王家新的父母那样对孩子关心不够，要么像“杀鱼弟”的父亲那样给与孩子制造一个巨大的困局。

　　而并不是每个年轻人都能够像她自己一样，能够摆脱这个困局。

　　03、没有朋友只有网友

　　“我孩子（胡正）小的时候，老家也就是些娃娃朋友。等到六七岁的时候，我们又到了武汉（做生意），娃娃朋友不见了。从小学到初中这段时间按说又能够建立一帮小伙伴吧，结果我们突然一下又上北京，小伙伴是不是又失去联系了。所以说他朋友为什么少呢？只有在一起成长，才能够建立最深厚的感情，而我孩子在社会上没有那些感情深厚的孩子（朋友）。”

　　——胡正父亲

　　“互联网这种东西就是越玩越孤独，心里越深越孤独，越觉得离现实生活中差距有点大。而且大家都不交心，就像他（王家新）那些朋友，他都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他就认妹妹。然后我问他的所谓的妹妹，‘你认识王家新吗？’‘不认识啊，是谁啊？’。

　　——王家新哥哥”

　　在做调研的过程中，郑丹曾陷入了重度抑郁中，这让团队的同学为她担心。一天早上，学校的三个老师先后给郑丹打来电话，询问她的心里情况，在困难的时候有人向她伸出了援手。

　　但那些自杀的同龄人就没有郑丹这样的好伙伴和好老师。

　　2018年5月26日，三名20多岁的年轻人在武汉的一间出租屋里烧炭自杀。其中一名叫胡正的男生父亲“胡爸爸”潜入到约死QQ群中，试图寻找儿子自杀的真相并劝生数十年轻人。

　　这个故事曾经引发舆论关注，郑丹与胡叔叔进行过两天的长谈，她发现，胡叔叔的儿子胡正的朋友极少，这一点也与梦时代跳楼身亡的王家新类似。

　　在胡正很小的时候，胡叔叔夫妻辗转多地做生意，虽然胡正被父母带在身边，但也要跟着父母颠沛流离，在辗转的过程中，胡正与同学、朋友之间的关系难以保持，刚熟识没多久可能马上又要分开，分开几年后就失去了联系。

　　郑丹（中）与同学采访胡建国

　　有时候，胡正会被父母留在小爷爷（胡叔叔的小叔）身旁，小爷爷家境富庶，后辈都是典型的富二代，他们与胡正之间又存在着阶层上的隔阂。

　　所以，胡正几乎没有同年龄、同背景的朋友，能够听他倾诉，只有没见过面的网友，连彼此的名字都不知道。后来，胡正以他小爷爷为人生目标，曾与朋友一起创业，但创业失败后和朋友反目，也让他失去了本就为数不多的同龄友人。

　　辍学后的胡正每天都泡在虚拟的世界里，他走进了约死群，这里有很多跟他“同病相怜”的年轻人，他在这里可以倾诉，但得到的却不是正面的回应，而是“一起去死”的约定。

　　王家新的情况跟胡正类似，他被同龄人讥笑、嘲讽，没有现实的朋友，没有倾诉的对象，每天打工和回家，来来回回就是两点一线的做同样的事情，连打工的时候也不会和工友交流，他与外界交流的方式也是在QQ上，“这根本就不能够算是一种交流行为。”郑丹说。

　　基于这一点，研究小组的同学也提出过一个相反的问题，社会关系简单其实是青少年的共性，打工者就是两点一线的打工，学生就是两点一线的上学，可并不是每一个社会关系简单的青少年都会走向绝路。

　　但经过更多案例的分析，郑丹和团队成员达成了一致，正因为青少年社会关系简单，因此父母和家庭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才显得尤为重要。

　　胡正也好，王家新也好，“杀鱼弟”也好，在他们失去与外界交流的机会时，父母和家庭要么给予他们过分的压迫，让他们觉得窒息，要么没有给予适当的关爱，让他们觉得身边是空荡荡的空气。

　　04、我能做什么？

　　“他的理想，我感觉他应该就是小爷爷小奶奶，因为它整个视线也就在这一块，他也感觉到小爷爷小奶奶已经很成功了，一个有钱的人。我孩子后来也做淘宝，他自己做，但其实淘宝后来已经很难再做了。一个人一间房，每天面对一个电脑，旁边也没人跟他说话，真的很寂寞，很无聊。也不知道自己到底会干的怎么样？所以说我感觉到他老是自卑，人家是谁谁谁什么什么大学毕业，谁自己出来了拿多少钱一个月，有个好的职业，对他来说都会产生影响。

　　——胡正父亲”

　　郑丹采写王家新自杀事件的《“梦时代”跳楼少年之死》是一篇内容详实描写细腻的报道，作品远超很多职业记者，但她仍旧对未来自己是否能够从事新闻行业产生担忧。

　　今年夏天，即将升入大四的她来北京的媒体实习，另一个一起来实习的男生跟她说，感觉自己压力很大，周围的实习生都是名牌大学的研究生或者海外留学归来。

　　“我们还只是上大三，这种迷茫的感觉还不是很明显，还是把大学过的跟象牙塔一样。但是这些走入社会的年轻人，他们的想法就更加现实，真的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自己的价值在哪里？”

　　郑丹在采访王家新的时候发现，王家新没有朋友，也没有朋友需要他。

　　他的父母只是让他出去打工挣钱。他跟着爸爸打工，在饭店里干活手被冷水泡肿了，什么也干不了。他家里人就让他去刷石灰，他又觉得这里疼那里疼，浑身不舒服，家里带他去医院检查，又查不出病，家人就觉得既然没病为什么要瞎折腾，慢慢的王家新觉得同龄人嫌弃他，家人也嫌弃他，他成了累赘。

　　但王家新自杀后，他的爸爸回忆儿子生前的事情却说，他突然觉得儿子打工时学东西很快，交代的事情也能很认真的完成。王家新的母亲则一直跟郑丹念叨，王家新很懂事，会帮助家里做饭，还会拿着废纸盒帮收废品的驼背老太去卖。

　　只不过这些优点，在王家新的生前并没有被人发现，也没有人鼓励他。

　　胡叔叔告诉郑丹，胡正的理想就是向他的小爷爷那样，通过做生意赚大钱来获得成就感。但时代不同了，胡正想走同样的路来创业注定会很艰难。

　　最后，胡正唯一的成就感来自约死群。他曾在饭馆打工，会点炭火，这成了他被认可的一项“技能”，所以他在约死群里待了两年多的时间，传授着自己的“能力”，发挥自己的“价值”，告诉别人怎样能够死得更快。

　　“这样的存在感不是太卑微了吗？”郑丹说。在进行调研的过程中，郑丹和团队成员还采访了心理专家，心理专家告诉他们，社会承认感会让人觉得自己被社会所需要。同时会让人觉得，如果离开这个世界，会有牵挂的东西。在人的自杀行为前，这种存在感会变成一种拉力。

　　胡正和王家新都把这种拉力的最后寄托放在了感情上。但两个人跟女友的交流都更多的是通过互联网。结果在不多的沟通后，双方出现了吵架分手的情况，刺激了两个年轻人。于是一个选择约上网友烧炭自杀，一个选择从梦时代的天台上跳下。

　　在调研过程中，小组成员里男生和女生的感受也不尽相同，段任聪是团队中的一名大三男生，他对于胡正的案例感受很深，他觉得男生在刚刚进入社会的前后时间段，会对社会承认感更看重些。“我这么说不是对女生的不尊重，但感觉男生更需要活成别人想象中的样子，社会很早就把男生的成就感定型了。从过了18岁开始，就要考虑怎么养家，怎么买房，以后做什么样的工作，开什么样的车。”

　　05、认知变窄，求助失败：把路走成一条

　　“他（袁治垚）承受能力挺好的，一般有什么事都不会藏着。他考试成绩出来之后就是弄这个事（换宿舍），可能就是在几天之内发生了一些事，连续几天都一直在弄这个事，肯定会有一点的那什么（冲动）。如果这个事换成是我或者是换成谁，说就是不给换，我就不再找了，你不换就不换吧，我也不再说这个事了。但可能他那几天一直在说这个宿舍的问题，心里肯定就会有好多不满。就是你凭什么，你答应我的，考进前三十名还不给换，那你说话不算话吗？还有一点，我自己感觉，他可能是想要通过这个自杀的方式来揭露什么。但他还是自己年纪太小，就没有考虑那么多，其实这个事情通过自杀也不能解决。

　　——袁治垚姐姐”

　　在调研的过程中大二女生梁嘉雨曾经陷入情绪的低谷，她陪着郑丹去采访心理医生，被一位有抑郁症的阿姨当成了患者，阿姨跟她说，“现在你们这么大的年轻人得抑郁症的很多，我每次看病都能够碰到。”这句话突然让梁嘉雨觉得诊室内的空间变得压抑，抑郁症似乎马上就会降落在自己的身上，直到回去后足足的睡了一觉才舒缓了很多。

　　郑丹的情况则更糟糕一些。

　　她陷入到灰暗的情绪里无法自拔，同学给她做了一套心里测试题，结果显示她已经重度抑郁。从探究王家新自杀的《“梦时代”跳楼少年之死》，到这份历时近一年的研究报告《失控的想象》，没有多少社会阅历的郑丹不止一次的陷入到自杀者的情绪中。

　　采访王家新的时候，她会梦到王家新，后来带着研究报告参加学校的挑战杯比赛，同学们甚至觉得郑丹已经走火入魔。在临近参加挑战杯的那几天，郑丹几乎每天都在宿舍里念叨自杀的案例，好像变得没有什么事情可说，熄灯以后也睡不着觉，大半夜的在群里给团队成员发信息，叮嘱第二天要做的修改。

　　她自己也说不清压力来自哪里，可能是希望能够在挑战杯上得到好成绩，对得起团队的努力。也可能是自己的倔强，喜欢钻牛角尖，比团队里其他同学更接近于自杀的那些同龄人的性格。有时候团队成员并不理解自杀同龄者的想法，但是郑丹却觉得那些自杀者的想法是很正常的，为此她和同伴还发生过争吵。

　　比如在研究甘肃庆阳女生李依依被猥亵后跳楼的事情上，郑丹就有着切身的感受。因为她也来自甘肃，说起来和这位自杀的同龄人是老乡。郑丹很清楚在她们那个相对封闭的农村里，一个女孩子遭遇“猥亵”是什么样的苦恼，“在我们那个地方，性是不可以谈起的，前几年的时候，女孩子连裙子和短裤都不会穿。”

　　李依依遭遇性侵后，父亲带着她去各个部门要说法，把事情搞得很大，维权了两年多始终也没有结果，“为猥亵要一个说法”变成了这个女孩子一生的追求。最终，她只能以死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可是人已经死了，所要的‘说法’是否还有意义呢？”郑丹说。

　　从甘肃农村走出来的郑丹，在上大学后，接触了很多现代女性思想，她觉得“猥亵”固然是对女性尊严的侵犯，也必然会给受害人带来不可磨灭的影响，维护自己的权益并将施暴者绳之以法是应该的，但是否要为了这件事情大张旗鼓的去“闹”，这种所谓的“维权”方式是否可取？而这样闹下去的副作用又由谁来承担？

　　最终还是落到了李依依的头上，“被猥亵”的事情弄得满城风雨，她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一个年轻人将自己的未来人生全部倾注在了这一件事情上面。

　　“胡沈明老师告诉我，不要沉浸在里面，要想开一点，你的人生不只是调研同龄人自杀这一件事，你的未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觉得，有这样一个人开导，会让我站在更远的地方回头看看自己，我会觉得自己的心胸不够开阔，这个时候有前辈和师长的开导就很重要。”郑丹说，胡老师还告诉他们，自杀者往往就是把人生的路走成了一条。

　　但不是每个年轻人都有这样的好运气。

　　郑丹和团队成员采访了自杀少年袁治垚的家人，他们发现袁治垚的自杀也是对某件事过分执着而产生的后果，但是在自杀之前，袁治垚曾有意无意的向身边人求助，却都被忽视了。

　　为了能有更好的学习环境，袁治垚在学校里想要从八人间的宿舍换到四人间的宿舍，老师告诉他需要考到年级前三十名。于是他努力学习，终于完成了这个条件，但老师却没有兑现承诺。袁治垚曾向家长求助，但家长却说没关系，下学期再搬。然后他又去找老师理论，班主任又批评了他，他去找宿管老师也没有得到同意。在一次次的失败后，袁治垚回到班里，在黑板上写下了绝笔书，然后从学校五层窗户跳下。

　　家人对袁治垚的做法无法理解，在他们眼里，袁治垚并不是一个承受能力很差的孩子。

　　徐丹与她的同学团队通宵修改研究报告

　　但是郑丹和团队成员接触了他们的家庭后认为，受到生活环境的影响，青少年的思维方式大多比较单一。

　　袁治垚一直陷入在换宿舍的事情里，过分的执着于这一件事，其实这件事解决的方法有很多，当他找到父母时，就是希望父母去跟老师沟通，以期望能够达成自己换宿舍的意愿，但没想到家长做出了退让，他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得到回应，他不理解成年人为什么会选择妥协，他把自己的世界全部集中在这一件事情上，然后在求助失败后，他感觉到了孤独、孤立，于是走向了死亡。

　　“都说我们这代人不愿意和父母沟通，但其实我们都曾经试图沟通过，只是没有得到想要的回应，于是才逃避沟通。”小组成员段任聪总结道。

　　06、以命抗争

　　“她（唐云思）在班级的QQ群里面揣测她妈妈的心里，觉得一下子成绩下滑到一百多名，她妈妈肯定会让她去死。我真的不知道这些孩子怎么了，劝她们跳楼，劝她们吃安眠药，都是这群孩子干的事情。后来，那个姓朱的女生，因为她服药的情况比较轻一点，下午大概四点多钟，她就拿手机发，说我还没死，同学们就回复‘666666牛牛牛牛牛牛’，还在那聊天，真不知道这些孩子怎么想的。

　　另外两个同学我估计也是成绩差一点。基于什么原因，三个孩子约着一起来吃，有可能是讲义气，有可能是看到班长带头，有可能是她们说，如果班长你敢吃，我们就陪你吃，就是相当于我孩子就觉得有人鼓励她，有人陪着她，她就下了这个决定，否则的话她应该是没有这个决心的。

　　她们做这个事情（服药自杀）的初衷，我现在没有弄明白，从我后来收她的遗物能看得出来。因为她写了一些很多东西，她还是对学校里面的很多教育模式，对老师这种教育方式不太认可。那么作为班长，她就要挑战一下老师，为同学们出出头，但是她不知道这个事情的后果。

　　——唐云思父亲

　　我打算离开了，离开这个世界，就明天。不信我明天可以给你拍视频。我已经选好地方了，梦时代。

　　——王家新自杀前QQ留言”

　　“袁治垚真的是最可惜的一个。”小组成员梁嘉雨觉得袁治垚的自杀其实诱因很明确，袁治垚并不像王家新、胡正或者“杀鱼弟”在很多家庭和社会的困局中走不出来。在采访“希望24小时”自杀干预热线的时候，志愿者将袁治垚的行为归结为一种瞬间的冲动。

　　梁嘉雨想到自己初中的时候，只是因为某一科没有考好，就回到家紧闭房门，无论父母怎么敲门她都不愿意打开，而且是越来越觉得那扇门是沉重的。“虽然我当时没有自杀的念头，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其实也是很危险的。我自己其实是陷入了一种想象中，觉得我没有考好，父母一定会责骂我，我就选择了逃避交流。后来我才知道，我爸爸一直在另一个房间盯着我的窗户看，生怕我出事。”

　　在调研小组接触的七个近一年内发生的青少年自杀案例中，他们发现人在自杀之前都会选择逃避和最亲近的人交流，然后去寻求陌生人的帮助和关注，尽管这样的行动常常是无意的，但这或许是人身体和精神上寻求生存的一种本能反应。

　　郑丹采访的王家新就是如此，他在自杀前跟网友说过自己自杀的想法，但是网友并没有当真。王家新在自杀前将QQ的账号和密码告诉了朋友，这让朋友们可以在他死后去了解他真实的内心；袁治垚跳楼前在黑板上写下绝笔，让同学们知道他所不能达成的诉求；胡叔叔曾告诉郑丹，胡正在自杀前的一段时间就开始疏远家人，不和家人一起吃饭，而是天天泡在网上。

　　后来他在儿子死后进入自杀群劝生，经常接到寻死者发来的遗书……“他们的意图是什么？证明自己要死吗？如果真的要死了，为什么还要跟别人说，还要把自己的苦闷内心说的那么清楚呢？”郑丹认为，自杀只是这些青少年用来完成自我最后诉求的一种方式，他们希望通过自杀引起关注，“让世界了解我。”这个时候，自杀已经不再是生命体征的结束，而是自杀者的一种表现形式。“但这种‘表演’结果是不可逆的。”

　　郑丹和团队成员发现，自杀者的这种“表演”对象往往并不是自己最亲近的人，而是陌生人，尤其是同龄的陌生人。这就引发了一个可怕的问题，当青少年遇到问题时不是去向长辈请教，而是向同龄人求助的时候，其效果很容易走进误区。因为很多同龄人的认知能力，可能还不如求助者。

　　自杀女生唐云思的家人告诉郑丹，因为对新老师的教育方式不满而成绩下滑，她的妈妈就让她写下了检讨书，唐云思便在班级QQ群里扬言要用死来抗争，但得到的却是同学们的“鼓励”和“支招”。而另外两个同学甚至愿意在唐云思这个班长的带领下一起以此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可是这样根本解决不了实质的问题。”小组成员段任聪反思说，他在上大学之前也与父母发生过很多争吵，吵得凶的时候，自己也想过一死了之。但在进入研究青少年自杀的项目后，他发现以命抗争的方法是完全错误的，只是纠结于当时的争执中，反而不如去寻求更多的解决方法。

　　07、反思：拉进鸿沟

　　在近一年的调研中，郑丹和团队成员了解到了很多同龄人的想法，也发现了在互联网时代同龄人与长辈之间存在着无法弥补的代际鸿沟。

　　郑丹与同学撰写的报告《失控的想象》

　　在他们的调研报告《失控的想象》中，他们这样描述这种“代沟”：传统社会中，由于知识主要从上一代向下一代传播，代际之间矛盾相对较少。如今的社交媒体时代，青少年媒介技术的使用能力或者某些方面的见识相对强于上一代，是典型的“后喻时代”。当然，在民主家庭，家长会接受子辈的知识传播。然而，在绝大多数家庭，尤其是小孩尚处于学习阶段，控制媒介使用时间和频率是家长的必修功课，从而使得代际之间的信息流动急剧减少，部分青少年与虚拟空间中群体交往大于与父母或教师之间的交往。不但如此，青少年对虚拟空间中信息的信任度也大于对家庭成员或教师的信任度。

　　在完成这项调研后，郑丹发现父母、师长和前辈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胡叔叔在自杀群里可以劝生那么多年轻人，因为社会阅历丰富的成年人会很容易的去拓展自杀青少年敝塞在心中的那一点点委屈。

　　郑丹自己也深有体会，她曾因这次调研项目而陷入抑郁，学校的心理咨询老师告诉郑丹，她之所以在调研的时候产生抑郁情绪，并且在调研完成后放大这种情绪，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她过分的陷入到调研工作中，但当调研结束以后，此前吸纳的负面信息会化为另一种形式，影响她的身体和心理。

　　在师长的关心和朋友的鼓励下，郑丹用旅游的方式去舒缓自己的情绪，让自己慢慢的摆脱了抑郁的倾向。但这也让她更加体会到，过分单一的社会环境确实不利于青少年自杀情绪的疏解。

　　梁嘉雨已经开始意识到主动去跟长辈进行有质量的沟通的好处，而且她也发现其实父母没有现象中的那样冥顽不化。通过沟通她发现母亲过去对自己的粗暴管理其实来自于外婆家惯有的教育方式，这让她开始能够理解母亲的做法。现在她开始跟母亲去聊职业的规划和人生的方向。她把自己加入小组研究青少年自杀的事情跟父母说，汇报每一步的进展和胡沈明老师给与的指导，她发现有一天妈妈居然对心理医生产生了兴趣，甚至会给她提供一些调研的思路。

　　这次调研后，梁嘉雨开始觉得自己慢慢的在变成一个自杀心理的干预者，她会更关注身边人的变化，如果有身边人表露出绝望和求助，她能够更敏锐的去发现问题，给与对方帮助。

　　在旅途中的郑丹也开始反思自己过去的想法。她觉得陷入到调研的理论中其实是自己不够成熟的表现，她自己也无法做到用“多元化思维”去解决面临的问题。在过去，她曾将对自己的要求施加在同伴的身上，很直白的表达自己对别人的看法，虽然过得很真实，但却可能在无意中伤害了别人。现在，她会更多的鼓励身边的人，帮助别人找到社会认同感。

　　这一点也改变了她对家庭的看法。她曾因为家里的烦琐和争吵，抓起一把药片吞下去，后来父亲让她反复的喝水呕吐才缓过劲来。但是现在她开始理解父母，她开始明白，试图祈求在农村出生长大的父母去改变思维方式是没有意义的，这其实反而会变成一种互相的压迫，让抗争更加剧烈。

　　看到杀鱼弟和王家新的父母在外为了儿女而辛苦劳作，看到胡叔叔带着儿子四处奔波做生意，郑丹开始能够理解父母的辛劳，其实每个人成长环境的优劣都不该责备父母太多，他们真的已经尽力了。

　　而且，她和团队成员接触这些因为儿女自杀而痛苦的父母，他们似乎在眼前看到的就是自己的爹妈。

　　所以，郑丹旅游回来后跟同学说：好久没回家了，这次想多待几天再出来实习。

　　在家里她会跟父母分享自己调研的心得，父母会劝她“当初不该让你选择这个专业，你这都是去扒人家死人的事情。”放在过去可能郑丹会为此而生气甚至争吵、烦恼，但现在她看开了很多。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直面传媒。文章内容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和讯网立场。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请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