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辰生 用一个世纪的生命，阻止文物古迹的湮灭

（本文作者摄于2017年） 谢辰生，1922年7月-2022年5月2日。

1942年冬，谢辰生在西安所作《调笑令》。

《谢辰生口述》 口述：谢辰生 撰写：姚远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年4月

被文博界尊称为“谢老”的谢辰生老先生于5月2日逝世，享年100岁。谢辰生是国内首屈一指的文物学家，为文物保护奔走呼号。

对大多数人来说，谢辰生这个名字，就像树荫下潺潺的溪流，安静而缓缓地流动着，流向夕阳余晖洒满金色的山谷——不需要太多人知道他的名字，也不需要太多人知道他的事迹。毕竟，对今天脚步匆匆的新一代人来说，他转过头去，面向过去，面向那些正在衰朽、消逝的事物——那些古老的文物，锈色斑驳的鼎彝、胎薄轻脆的瓷器、暗尘古色的书画、字画漫漶的碑铭、屹立千载的石窟、梁栋承尘的古建……在岁月的剥蚀中，它们不可避免地走向湮灭的命运，就像长达一个世纪的人的生命，也会最终迈向死亡一样。而他毕生的事业，正是尽其所能阻止这种湮灭的进程。

本文为新京报记者李夏恩撰写的纪念文章。

印象

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拜访谢辰生先生是在2017年。从24岁协助郑振铎编纂《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开始，到我见到他的那一年，他已经九十五岁。七十一年的光阴，全部倾尽在文物事业之中，而且只要自己的生命继续延续，他的文物事业也会行之不辍。

当天我按照地址来到他居住的安贞里居民小区。那是一月暮冬时节，万物萧索，我环顾着苍白天空下灰色鸽子棚一样的老旧楼群，还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约定的时间是下午两点半，我早到了半个多小时，因为自己本就有路盲的前科，所以特意又在周围转了转，最后确定，就是眼前这幢灰沉沉的老楼，于是迈进了黑魆魆的楼道里。

开门的是他本人。见到他的第一面瞬间撞碎了我先前所有的担心和想象。我的眼前是个面色黄白的枯瘦老头，白色的头发像枯瘠龟裂的土地上胡乱滋生的枯草，沟壑纵横的脸像晒干的老萝卜。他伛偻着身子，穿着一身老北京人称之为“耗子皮”颜色的旧西装，是工地上中年打工人常穿的那种款式，里面套着一件土黄色的毛线坎肩，扣子却都没有系好。膝盖似乎犯了关节炎，总是弯着的，趿拉着拖鞋，走起路来“啪嗒、啪嗒”响。

我所有准备好的问候和寒暄都瞬间咽了回去。倒是他笑着，伸出枯瘦的手拉住我的胳膊：“外面冷，快进来。”

“比起那些安坐在充斥着琳琅满目古物奇珍阔绰豪宅里的收藏家们，这位曾主持起草1982年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并且第一次明确提出文物定义的文物界元老，有的只是一间逼仄的小屋子。任何一位来访者都会对他屋子里的书印象深刻：门口灰暗狭窄的过道被摞得高高低低的各类专著占领了一半，在他唯一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屋子里，书就像藤蔓一样从地板上生长到写字台上，再蔓延到整个墙壁上。一张写字台就是他的书房，一张床就是他的起居室，一张沙发就是他的客厅，这三件家具就这样漂浮在卷帙浩繁的书海之中，每一位来访者不得不从齐膝的书海中跋涉而过，才能找到一个坐着的地方。”

这是我之后在采访中对他居住环境的描述。但我没有写到的是，那时是下午两点半，正是阳光充足的时候，但迎门的那条过道却黑魆魆的，倚墙高高摞起的那些书只是被光微微勾勒出几线轮廓，就像是灰黑色的页岩垒砌的悬崖一样；我也没有写到自己从那儿穿过去时竟有一种闪避峡谷落石的滑稽的冒险感；我更没有写到的是，当我看清其中几部书的书封和裸脊上的书名时，以我粗浅的藏书常识就可以推断出来，只消这座书崖消失哪怕不到三分之一，他就足以住上他这个级别的退休干部享有的敞亮公寓。但在这间逼仄的房子里，这些书的唯一价值，就是被翻看、查阅、占据着这里本就不宽余的空间。

故事

如果从头讲起，他的出身武进谢氏家族乃是江南名门望族，父祖一辈与袁世凯、徐世昌这样近代席风卷云的人物都相识熟稔。如果将谢家当年往来的人物与他们的交谈对话记录下来，难保不是一部厚重的近世学案。但儒雅、谦和这些形容旧日文士的辞藻用在谢辰生的身上是完全不相宜的，反倒是热情、率直这些形容退休工人的词语用在他身上却再恰当不过。如果不是他自己吐露，你是想象不到他年轻时也是写过“红叶红叶，寄来纸儿上贴，遥忆旧院清秋，千里飘零客愁。愁客愁客，两地相思系着”这样清酸婉约的小令的。

这首小令，写于他羁旅西安的少年时代。他20岁那一年，身处沦没日寇铁蹄下的北平，心心念念着当时年轻人私下流传的“革命圣地”延安。他并未避讳这趟少年朝圣之旅的起点乃是年轻人的一场热情的冲动：“我们走的时候家里都不知道。那时候走，并没有跟中共地下党有什么联系，完全是瞎撞，也不知道国共关系怎么样。我们就想，先到西安，到了陕西，不就能到延安了吗？那时候我们中学还都没毕业，脑子想得简单。”

但直到抗战胜利，谢辰生也没有去成延安。胜利光复后，他的大哥谢国桢路过安阳，把他接到上海，为中共领导的北方大学购买图书——这才算是他第一次与心系所念的延安产生了隔空的联系。

这已经是1946年春夏之交，而他也是在这时见到了郑振铎。谢辰生文物事业的起点，也由此开始。而这个起点，在他的口述中，同样是坦率的三言两语。那是他随长兄谢国桢到上海的第三天，金石学家徐森玉请谢国桢和他吃饭，郑振铎作陪。在席间，郑振铎提及自己忙于接收敌伪文物的工作，又在创办《民主》杂志，急需人来帮忙，于是徐森玉顺着他的话题推荐了谢辰生。而他在1949年进入国家文物局，同样也是与郑振铎的几句对话中最终替他做的选择。

“文物的保护是第一位的，没有保护就没有研究。你搞文物的保护也是个重要的事，就在这儿干着吧，现在也缺人。文物保护很重要，你不要认为这不是学问。”郑振铎的这句话，对谢辰生来说，成了他笃定终生的至理名言，也可以说成为了他毕生的执着。当我告诉他，那年冬天山西介休源神庙门口的琉璃壁心居然被人整块盗走的消息时，他重重地靠在椅子上，愤怒地用手拍着桌子：“我就知道会这样，一直都这样。”

他的手如此枯瘦，但拍击桌子时，暗蓝色的血管隔着粗糙的皮肤显露出来，仍然让人感到一种钻心的刺痛。

主张

谢辰生有些看似惊世骇俗的观点，不乏激愤之辞，但却并非故作高论，而是发自肺腑。在他的口述回忆中，他曾细述1956年北京朝阳门拆除过程。在谈及拆除缘起时，他说道：

“1956年，北京市决定拆朝阳门。吴晗是主张拆的，还有北京市秘书长薛子正。北京城墙的拆除有一个过程，最先拆的是城门楼子，然后才是城墙。当时社会各界对拆城墙有很多争论，许多专家坚决反对拆，文物局的很多人，包括很多群众，都是要求保护城墙的。像梁思成说：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文物局也不同意这么干，郑振铎坚决反对拆。”

“我跟今天什么人写信都一样，这一点我坦荡得很，我对事不对人，这人好不好是你的评价，但如果这件事情是事实，该怎么评价，就怎么评价。我这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这就是谢辰生敢于直言无隐的原因，他洞观自己的内心，深信自己的坦率与真诚。然而，对于他自己在文物保护上的功绩，他却总是轻易带过，除非这些事迹能够与他毕生笃定的信条“文物的保护是第一位的，没有保护就没有研究”相联系，他才愿意加以陈说，但也总是保持着一种痛切的忧虑，也只有在这时，他看起来才像是一位传统时代的士大夫，执笏立于阶陛之下，随时准备以“以首碎柱”的气势上书切谏。

当我探访他简陋的家中时，环顾四周，除了有关文物、历史和考古的书籍之外，却几乎找不到任何一件文物：“这是文物局从一开始成立时就定下的规矩，从事文物工作的人，都不要去购买和收藏文物。”这一条被他写进了1981年国家文物局颁布的《文物工作人员守则》中：“文物工作者严禁利用职权，为自己收购文物，禁止买卖文物从中得利。”

往事如烟。我知道百岁高龄，寿终正寝，理应不必难过。或许，还应该安慰，他竭尽一生为那些文物古迹延续生命，上天也回报他以绵鸿遐龄。然而，当我写下这篇文字时，还是忍不住泪下。在过去的六个月里，我先后失去了两位年轻的朋友，刘拓和王天祥，他们同样执着、笃定，以自己的诚挚和热情去保护、记录那些终将消逝、甚至即将消失的古建。有的，譬如福州连江，他们成功地保护住了，而有的，譬如江西九江的明清老宅，譬如辽阳古寺的壁画，却只能看着它们在时空中永不复焉。我不知道，是否真的有一个世界，他们会在那里相聚，那些被侵蚀、被衰朽、被消失的文物古迹，也会在那里完好无损地屹立着。

我想起那天临走前，给谢辰生拍照时的情景。他特意把毛线坎肩系好了扣子，又抚了抚西装上的褶皱，他的白发本来是乱蓬蓬的，也用手理了理。坐端正了，对我说：

“拍笑着些，让那些人看到，谢辰生还活着，活得好着呢！”

撰文/李夏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