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例力量大于文件力量

判例的力量要远大于文件的力量，出再多的改革文件和改革政策，都不如给几个有说服力的判例。一个判例比一百份文件都要强。

增长驱动力不是什么三驾马车

从本质上来看，增长的驱动力主要来自于非国有部门强大的创造力和不竭的活力，而不是人们经常津津乐道的什么投资、消费、出口。

民企为何总能盈利？

国有的中国铝业这两年亏损很严重。但它的竞争对手，山东信发、魏桥集团、东方希望等民营铝企业为何都盈利？

判例力量大于文件力量

政府要让一个具体的实际事实来给老百姓传达信号，传达一种导向。这些实际的事实就是推出判例，一个判例比一百份文件都要强。

Q

和讯网

我们知道在中国的改革过程当中，有一些案例的处理，对中国改革曾经起到过非常大的促进作用，比如说我们曾经知道的年广久傻瓜瓜子案件。顾雏军案件的审理是不是也可以起到类似这样的作用？

 

A

张文魁

我强调一点，判例的力量大于文件的力量。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出了很多文件。特别是过去几年改革有所停顿，难道是中央停止下发改革文件了吗？不是的。其实在这些年里，中央还有地方也出了很多文件推动改革，老三十六条、新三十六条，但这些文件出来之后没有什么动静，民间社会也看不到有什么改变，而且更重要的是很多人对这些文件的内容根本就无动于衷，漠不关心，也根本不去记这些文件到底有什么内容，这是非常可怕的。文件出来之后大家漠然对之，根本懒得知道说的是什么，这必须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为什么大家会这样感觉？因为，大家觉得上面说得都是文件语言，在纸上，而现实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做法跟文件完全是天渊之别。所以对于民间社会来说，文件发一箩筐，文件堆成山，也没有用，你必须要让一个具体的实际事实来给老百姓传达信号，传达一种导向，这样的话老百姓就非常清楚我们政府是在做什么，政府在引导社会往哪个方向走了。 而这些实际的事实就是推出判例，以此来给老百姓非常强烈、非常清晰的信号。一个判例比一百份文件都要强。

你刚才提到年广久的判例，它所传达的信号，所给出的导向是非常清楚的，老百姓都记得住，看得见。其实在美国、欧洲这样的地方也是一样的，因为那些法律条文、政策条文是专业人士脑子里去记的，老百姓，包括民营企业家他们哪里会记那么多复杂的条文条款，他们需要看的就是判例。 所以这个社会需要更多公正的，基于事实的案例，这样才能给老百姓以信心，否则你发那么多文件自说自话，是没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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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驱动力不是什么三驾马车

国家治理的改革，以及国有企业改革，如果这两大改革不能在这两年向前迈出坚实的步伐，对于我们下一步的发展会背上一个沉重的包袱，也会引发很多不稳定、不安定的情况。

Q

和讯网

当前中国的经济似乎处于较为困难的阶段，许多人都感受到了，我们经济的活力在下降。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A

张文魁

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官方说法已经从高速阶段向中高速阶段过渡，现实当中看到的我们经济增速下行的压力还是很大的，但要看到底是什么原因。现在很多人都是从表象来分析，你看三架马车都走不动了，大马投资也不行了，中马消费也不振了，小马出口已经疲软了，这些都是表象。我们更应该看一看我们整个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在什么地方。

实际上从改革开放以来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增长的驱动力就来自于非国有部门强大的创造力和不竭的活力。现在尽管非国有部门在我国经济当中已经占了很大的比重，但是国有部门在过去几年基本上仍旧在固守一些堡垒没有进一步改革，而且这个堡垒都是国民经济当中一些最重要的部门、最关键的部门。这样，这些部门就对别的部门的发展有了很强的制约作用。所以依我来看，现在经济增长下行的主要原因是来自于国有企业、国有部门对经济增长的拖累。

那么如何消除这种拖累？如何纠正由国有企业带来的市场扭曲？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如果不解决那么我们的增长要么就还是处于疲弱的状态，要么就只能靠货币超发和信贷泡沫，以及过度投资来再次回到粗放的、扭曲的、失衡的发展道路，以后的“后遗症”会更大。因此，国有企业的改革应该尽快推进下去。如果广义的政府改革，也就是国家治理的改革，以及国有企业改革，这两大改革不能在这两年向前迈出坚实的步伐，我们经济社会当中很多矛盾不但不能消除，还会进一步积累，对于我们下一步的发展会背上一个沉重的包袱，也会引发很多不稳定、不安定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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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企为何总能盈利？

平等竞争、优胜劣汰，这些话说起来很容易，但是要做起来那是要伤筋动骨的，特别是要伤国有企业的筋，动国有企业的骨。对政府来说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不可回避的问题。

Q

和讯网

您的思想并不是仇恨国企，而是确实发现民企的竞争力就是要比国企高的。民企要为自己的经营负责，如果他们经营失败的话，就会被市场淘汰，并不是我们偏向民企，而是我们渴望的是一种正常的市场经济，可以这么理解吗？

A

张文魁

我作为一个学者，我对国企并没有偏见，对民企也并不偏爱，民企有好多毛病，特别是那些中小民企，我跟大家一样看得很清楚，有一些民企，确实做过一些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偷税漏税、破坏环境的事情，在某些地方比国企要严重一些，因为它逐利的动机更强，但这恰恰是要加强社会性的监管。对国有企业也是一样。

社会性的监管跟我们经济性的监管是不一样的，经济性的监管很多是一个入门的管制，进入管制，不允许你进。而社会性的监管就是李克强总理反复强调，事中、事后监管，你不能不让人进来，你进来，我不能事先做一个有罪推定，你本来就有罪，不能让你进。社会性监管就是，你可以进，但在进来之后，事中，也就是它生产经营过程当中，政府不能偷懒，对它的合规性、合法性，全过程都要盯着，人家没有犯规，你就像裁判一样在那儿站着，一犯规你火眼金睛，马上吹哨、举牌，这是政府的责任。

所以我们只要放松经济性管制，强化社会性监管，那样让国企和民企平等竞争。后面再跟上一句话“优胜劣汰”，如果没有优胜劣汰这句话，实际上就不是平等竞争。竞争之后总有一个高下输赢，输家是不是离席退场，也就是淘汰机制。如果输家没有退出机制，你还是耗在那里，就成为“僵尸企业”，也是消耗社会资源的。或者还从政府那里得到对它或明或暗的支持和补贴，实际上这就不是公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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