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知识并不等同于世界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是先进的世界知识和保守的世界观并存,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历史现象,值得我们学习研究。”
—— 葛兆光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
葛兆光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
特聘资深教授
众所周知,世界史的开端是蒙古时代,因为蒙古铁骑横扫欧亚,把欧亚大陆连成了一片,建立了庞大的帝国。
但是,1368年汉族中国人重新建立了明王朝之后,中国又突然从原来非常庞大的疆域缩小到明朝15省的范围内。尽管洪武皇帝和永乐皇帝时期曾五次远征蒙古,也曾把东北拓展到奴儿干都司这么远的地方,终究来说明朝的范围要比元朝小很多。
明朝有一个说法叫“九边”,九边指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宁夏、甘肃、延绥、太原和固原九个重镇。九边之外,实际上都不是大明帝国的范围了。
明朝时期有两句非常有名的话,一句是“肃州卫,古酒泉郡也,乃中国绝域”。酒泉早在汉武大帝时就已设郡,但到了明朝,酒泉郡却不在疆域范围内了;另一句是“嘉峪关外,即非我有”,即嘉峪关外就不是大明王朝的疆土了。
相对封闭和保守的明王朝形成了一个观念:世界大不大,外面怎么样,对我们似乎没有什么影响。一直到19世纪,我们还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居于天下的中间,四夷都是野蛮人。
这种落后观念的形成,是否意味着明王朝真的缺乏世界知识?答案恐怕是否定的。下面我们将从三幅图,来看看当时的中国人到底拥有多少世界知识。
《混一疆理图》
《混一疆理图》长150厘米,宽163厘米,如上是20世纪初日本教授小川琢治的模本。原图绘于1402年,由一位李姓朝鲜人所绘,而他又是根据两幅中国人的地图来绘制的:一幅是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一幅是宁波僧人清睿的《混一疆理图》。这二人都生活于蒙元时代,所以《混一疆理图》呈现的是蒙元时期(1271-1368)有关世界的制度和知识。
这幅地图相当奇特。左边即西部的大部分地区,描绘的是今天中亚、西亚、非洲甚至欧洲的部分。图中的阿拉伯半岛的形状,和今天的形状非常相似。尼罗河和两河流域都画得非常精确。特别让人吃惊的是,它画出了一个倒三角形的非洲,这在世界上属于首次。
我们知道,迪亚士在1488年才绕过好望角,达伽马在1497年才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在1508年版的托勒密《地理学》出版之前,欧洲人并没有完整的非洲地图。中国人为什么早在蒙元时期,就能画出一个形状和实际情况相似的非洲?
而且,这幅地图上标记了东起日本,经过朝鲜、中国、中亚,一直到阿拉伯半岛、北非、欧洲的主要地名。如“法里昔”就是巴黎;“它里秃”就是意大利南部的Taranto……
这些先进的世界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可能的解释是蒙元时期的回回人(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带来的。
史书里有很多相关的例子。例如元世祖四年(1267年),札马鲁丁给元朝皇帝进献了一个很科学的阿拉伯历法,还给皇帝制造了各种各样的来自西域的天文仪器,其中就有地球仪。
关于这个地球仪,《元史》中是这样记载的:“其制以木为圆球,七分为水,其色绿,三分为土地,其色白……画作小方井,以计幅圆之广袤、道里之远近。”也就是说,这个地球仪标明了海洋和陆地的面积比为7:3,这和实际情况完全一致。同时,这个地球仪上还画有经纬线,用以计算疆域的大小和距离的远近。
可以看到,蒙元时代到明代初期的中国人从阿拉伯人和波斯人那里学到了很多先进的世界知识,我们不能低估大明王朝时期中国人所掌握的世界知识。
《蒙古山水地图》
《蒙古山水地图》局部
《蒙古山水地图》绘制于绢本之上,宽0.59米,长30.12米。曾于1930年流失,21世纪初被再次发现,并在2018年春晚上亮相。图中主要描绘了东起嘉峪关,西至天方城(今麦加)的辽阔地域范围,共画了221个地方,包括了敦煌、喀什、撒马尔罕、黑楼城(今赫拉特)、讨来思(今大不里士)等历史名城。
需指出的是,《蒙古山水地图》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地图,而是一个类似地图的山水图,将所有的城市画成了中国式的城市。
这幅山水地图究竟是什么时候画的?目前尚有很多争论。
最早研究这幅画的林梅村教授认为它是明代中期绘制的,我比较同意这个说法。因为在明代嘉靖年间有两幅地图,一幅是收藏在台湾故宫博物院的《甘肃镇战守图略》,另一幅是《陕西通志》里的《西域土地人物图》,两幅图里的地名和《蒙古山水地图》中的一样。
这说明《蒙古山水地图》的知识是嘉靖年间大家共有的知识。无论它画于什么时代,描述的都是16世纪的明代人有关中国对西部世界的知识。
最近我们一直在讨论,这幅图到底是谁所画,为何而画,终点为何是麦加。我们怀疑,这幅画是朝圣者所画,所以找了很多史料,最终发现元代末期和明代前期中国的伊斯兰教徒的确有朝圣的习惯。
比如郑和的爷爷叫马哈吉,伊斯兰教徒只有到麦加朝圣之后才可以叫哈吉,所以郑和的爷爷一定去朝圣过。
以此来看,《蒙古山水地图》很可能是明代的伊斯兰教徒所画。他们去麦加朝圣,将沿途的城市画了下来。明代初期虽然努力去蒙古化,但元代的先进知识、传统和信仰依然大量地流传。世界知识,当然也不例外。
《塞尔登地图》
《塞尔登地图》因最后的收藏者和捐赠者叫塞尔登(Selden)而得名,现收藏于英国牛津大学。根据全球史专家卜正民教授的研究,这幅画约画于1602-1607年,是一位下南洋的中国商人所画,最终一位英国军官将其买下并送给塞尔登先生。
这幅图的一大特点是以南海为中心,这在传统中国是前所未有的。除中国外,图上还画了朝鲜、日本、越南、缅甸、柬埔寨、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尼等国家和地区,并标注了主要城市,如“笼仔沙机”(今长崎),“杀子马”(今鹿儿岛)和“吕宋王城”(今马尼拉)等。
最为特别的是,这幅图将从中国泉州出发下南洋的六条航线一一标注了出来,这六条航线都是当时中国商人进行海上贸易走的航线。这幅图画得相当精确,能在17世纪早期画出这样的地图并不容易。
世界知识不等于世界观
通过上面三幅图可以看到,即使是在比较封闭的明代,中国依然拥有丰富的世界知识,有的地方甚至超过了同时代的欧洲人。
这些世界知识从哪里来?既然拥有如此准确、实际、丰富的世界地理知识,为什么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并没有改变?这种以自我为中心想象世界的传统是中国特色吗?
从全球史的角度来看,有三个动力促进了世界的融合,并推动了世界知识的传播。
第一是战争。战争是使全球连成一片的重要因素之一。蒙古征服欧亚,将知识传到了更辽远的地方。同时还将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大量带到中国,他们带来了先进的世界知识。
第二是宗教。唐朝时期,很多宗教就已经传到中国。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很多西洋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传教,传教活动促进了文化的交流。
第三是贸易。唐朝时期,长安城拥有近40万波斯人。丝绸之路上,到处都是到中国做长途贩运的苏美尔人。贸易促进了人类的沟通,加强了世界的融合。
为什么先进的世界知识没能改变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因为知识和观念是不同步的,世界知识并不等同于世界观。
学习新知识很容易,改变固有观念却很难,因为观念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保守性。这导致我们虽然拥有先进的世界知识,却以“天朝上国”自居。直到清朝末年,面对英国的坚船利炮,才真正“开眼看世界”。
当然,这种以自我为中心想象世界的传统,并非中国特有。在地理大发现之前,欧洲最常见的地图叫做“三叶地图”,就将耶路撒冷画于地图中央。但15世纪大航海之后,欧洲人走出了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想象。中国则到近代才开始改变对世界的认识。
归结来看,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是先进的世界知识和保守的世界观并存,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历史现象,值得我们学习研究。
本文根据葛兆光教授在中欧EMBA人文讲座上的演讲整理而成,内容有删改,未经演讲者审阅。
编辑 | 岳顶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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