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际一流湾区，粤港澳大湾区规划提到5个“世界级”

　　在《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签署一年零七个月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于2019年2月18日正式发布。

　　包括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珠三角九市”（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肇庆市）的粤港澳大湾区，总面积5.6万平方公里，2017年末总人口约7000万人。 2017年，大湾区经济总量约达10万亿元。

　　作为指导粤港澳大湾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合作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规划纲要》确立了近期和远期时间表：近期至2022年，提到了要基本形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框架；远期展望到2035年，提到要全面建成国际一流湾区。

　　27000多字的《规划纲要》提到5个“世界级群”建设，尤为引人瞩目。

　　《规划纲要》对粤港澳的战略定位之一是“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实力、区域竞争力显著增强，已具备建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基础条件。与此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

　　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保护主义倾向抬头，大湾区经济运行仍存在产能过剩、供给与需求结构不平衡不匹配等突出矛盾和问题，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有待增强。

　　同时，大湾区内部发展差距依然较大，协同性、包容性有待加强，部分地区和领域还存在同质化竞争和资源错配现象。

　　香港经济增长缺乏持续稳固支撑，澳门经济结构相对单一、发展资源有限，珠三角九市市场经济体制有待完善。区域发展空间面临瓶颈制约，资源能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压力日益增大，人口红利逐步减退。

　　针对这些挑战和发展瓶颈，《规划纲要》提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的益处，包括有利于丰富“一国两制”实践内涵，进一步密切内地与港澳交流合作，为港澳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港澳同胞到内地发展提供更多机会，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有利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通过区域双向开放，构筑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接融汇的重要支撑区，等等。

　　在完善城市群和城镇发展体系方面，《规划纲要》提出“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继续发挥比较优势做优做强，增强对周边区域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

　　此外，《规划纲要》还提到重要节点城市的建设。具体包括：支持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等城市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深化改革创新，增强城市综合实力，形成特色鲜明、功能互补、具有竞争力的重要节点城市。

　　在构建现代化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方面，《规划纲要》提到“建设世界级机场群”。

　　世界级城市群和机场群兴起，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重要特征；两者的联动，也是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

　　《人民日报》曾有一篇评论谈及“机场群与城市群相伴相生”。文章引用联合国预测的一组数据称，到2050年，全球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75%，最大的40个城市群将参与全球66%的经济活动和85%的技术革新。

　　在大湾区世界级机场群建设推进方面，《规划纲要》提出，巩固提升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强化航空管理培训中心功能，提升广州和深圳机场(000089)国际枢纽竞争力，增强澳门、珠海等机场功能，推进大湾区机场错位发展和良性互动；支持香港机场第三跑道建设和澳门机场改扩建，实施广州、深圳等机场改扩建，开展广州新机场前期研究工作，研究建设一批支线机场和通用机场。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培育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支持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先进标准提高产业发展水平，《规划纲要》提到“促进产业优势互补、紧密协作、联动发展，培育若干世界级产业集群”。

　　论及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优化制造业布局时，《规划纲要》提到了第四个“世界级”，即世界级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具体内容为：以珠海、佛山为龙头建设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以深圳、东莞为核心在珠江东岸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电子信息等世界级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

　　在推进大湾区旅游发展方面，《规划纲要》称要“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就“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规划纲要》推出了一系列政策，包括优化珠三角地区“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便利外国人在大湾区旅游观光；支持香港成为国际城市旅游枢纽及“一程多站”示范核心区，建设多元旅游平台；支持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在澳门成立大湾区城市旅游合作联盟，推进粤港澳共享区域旅游资源，构建大湾区旅游品牌，等等。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称，大湾区是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的条件下建设的，国际上没有先例。

　　《规划纲要》提到的这5个“世界级”，也正体现了新时代发展的挑战与机遇。如《规划纲要》前言所称：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既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