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投资法》及外汇监管的相关影响

　　霍建国：外资法这次通过，因为它实际上是扩大招商引资或者是吸引外资基础性的法律，这个法律更多解决的是国内的投资环境问题。也就是说《外商投资法》可能为下一步扩大利用外资或者招商引资开辟一个新的局面。因为过去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在不同的阶段，有过不同的合资、合作或者独资法，但这次等于把三个法合并了，统称为《外商投资法》。这个法现在也兼顾了国际上的一些诉求，有的像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上，都做了很多明确的表述。总的来看属于在整个外商投资过程当中，一个是享受国民待遇，还有一个遵照市场准入和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进行操作，这是他总的改革的思路，但是在具体的条款里会涉及到很多公平竞争的要求，例如不得强制外商进行技术转让，要尊重人家的自由，还有知识产权的保护做了更多的强调。

　　所以我觉得它改善的是国内的营商环境或者叫投资环境，如果和“一带一路”联系起来，应该说它也是对“一带一路”进一步的稳步推进，扩大合作，是有一个积极作用的。因为“一带一路”不仅仅是我们走出去，未来的发展是双向的流动，我们会走出去，工程建设项目比较多，但同时还有引进来很多东西，像资源的进口包括外商投资企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企业，它会到中国来投资，这个时候对于国内的环境好转或者说公平竞争环境的确立，反过来对加快或者推进“一带一路”和中国之间的合作，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哪些项目适合走出去？

　　霍建国：从走出去的角度看，现在工程承包，我们量比较大，因为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和它的效率都是比较高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像西亚、中东，他们的基础设施还是比较欠缺的。就包括东欧或者东南亚，也还是和国内相比较没有那么充足，特别是铁路、公路、桥梁、机场，还都是有大量需求的，亚投行做过分析的，存在着非常大的投资潜力，要几万亿美元的规模。所以走出去一方面是工程项目，还有一方面从大的企业来看，不一定全都参与到工程项目里边，它可能会寻求一些像中国出口的强项，像纺织、家用电器、日用品，这些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潜力也还是比较大，因为他们的经济刚刚起步，刚刚活跃起来，第一步改善的基本是生活需求，所以这些生活必需品的市场潜力需求比较大。基本这两类。当然从高新技术角度讲也有一部分，像我们的华为的通信技术在“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都落地，帮他做网线的铺设或者电信基础建设的工程，这个量也比较大。

　　哪些项目适合走进来？

　　从进口的角度看，应该说我们过去大部分进口的都是一些工业项目，也就是说合资、合作建一些纺织厂、玩具厂，后期建一些化工厂或者医药制药的，后期还有一些汽车、IT产业的组装，基本上集中在这么几个阶段，从现在看，高技术产业，像飞机或者数控的智能化的，国外的一些高精尖的公司还是愿意到中国来寻求投资的，像特斯拉在上海的投资，宝马在沈阳的投资，应该也还是当前一个大的趋势，现在的外资以来，一方面是寻求高附加值的生产项目，另一方面他会寻求原有的国内的规模很大的企业的龙头，如果说它经营不好或者说有困难是缺市场还是缺技术，他们都愿意进来兼并收购，我们这个口刚刚打开，以前我们是不允许外商到华来兼并大型的国企，一说国企，那就不能让他们随便兼并，但是现在从进一步开放的角度讲，应该说外商来华进行兼并收购，也是可以，已经开始放开了，以前叫做一般制造业或者叫传统制造业是全部开放的，现在的负面清单里，已经把一部分高端制造业也都作为可以进来的，放开的。所以这块还有，但是它的总量已经没有那么大了，更多的进来的外资，现在关注的是服务业，它要进来开银行，开保险公司，投行要进来，在你这里寻求投资项目，还有一些券商要进来，参与市场的股市的经营，这些内容比较多，下一步有可能上的比较猛的像合资办医院，医疗、健康、养老，这个都有一定的潜力，包括教育、文化、影视公司或者演出公司、展览公司，外国企业还有兴趣进来，因为中国市场的需求潜力比较大，现在看来主要我们应该做好在服务业扩大开放的准备，来迎接更多的外资对华的投资，这样的话过去资金是短缺，现在一方面是资金，我们仍然需要，因为多多益善，来了之后，投资那就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除了制造业之外，服务业进来之后，还有很多需要向人家学习的东西，跟我们自己比，我们已经很不错了，进步很大，但如果说是我们文化公司，像音像公司、演出公司，要跟国外的经营比较老牌的去比，我们还是有差距的，简单地会展公司跟国际上比也求是差距的，至少跟香港和台湾也还有一定的差距。这块的放开，会有很多相互交流学习的机会，我们现在提出来要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不仅仅是制造业高质量，你的服务业要进入到高质量，这个高质量的过程和扩大开放，高水平开放，引入外资，共同来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这个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有的人说这么样放开外资，肯定我们自己很多行业会受到压力，受到冲击，这个因素肯定有，它进来了，竞争会更加激烈，但竞争的结果整个水平是上升的，也就是说短期内会面临一些压力，中长期看，有可能是整体的社会质量效益是上升的，老百姓(603883)可以追求到更高质量的服务和享受。

　　外汇监管是不是更严了？

　　谭雅玲：近两年随着整个市场的风向标转换比较明显，特别是以“美国”这两个字为开头的，比方说美元、美股、美债等等，这样的变化比较大，这个时候热钱的概念就出现了一轮比较异常的，快速转换的趋势，同时包括中国市场受到的投机对冲风险也是比较大的，这个时候我们的外管就根据市场不太规矩和不太规范的这些行为，甚至比较盲目地投向和走出去进行了严格的监管，这个监管是在合规、合理和合法的前提下推进的，当然市场可能前一段有点过度的冲动了，所以它走出去是无约束了，忘记了一些规定，所以在外管进行监管，他认为收紧了，实际上去查所有的监管并不是收紧，而是在合规层面要求更严格。比方说个人换汇五万美金，这个规定一点都没有变化，一年还是五万美金，但是我们在监管上，可能更加精准了一点，你这五万美金是去做什么的，你的个人资信情况，你的个人信息情况都要进行统计，就会避免比方说你走出去以后，盲目地去投资，所谓特通俗的语言就是上当受骗，因为你看不清看不透。这样在保老百姓投资风险或者是参与海外市场的一些东西更加规矩和规范了。

　　所以我个人感觉，一些不太得当的行为影响了大众，普通人的行为，所以我们的解读可能相对比较偏了一点，像“一带一路”本身一定是双面的，有进来的，有出去的，但是进来的东西想干什么，我们的规矩是非常严格的，但是出去的东西想干什么，过去可能我们没那么严格，现在随着不当的做法越来越多，所以我们的管控相对更加合规了，从这个角度去看，它对“一带一路”也好，对走出去也好，对企业参与海外市场的东西也好，实际上是给一个风险提示，而且在监管层面是尽责尽职，来把控一些不应该有的风险敞口出现，这样可能对市场警示的含义是更明确的，因为从外管和外汇的角度，它的宽松程度比起2000年前后的程度，大家都有特别深切的感受，可能过去2000年的时候，大众对外汇的概念不是很时髦，很时尚，但是这一段时间，大家看得特别清楚，人民币升值或者贬值，大家对外汇的概念敏感度是极度的上升，那就说明我们的外管和外汇的概念，它的开放度，还有跟国际接轨的市场效应应该已经特别突出了，而这个正好是“一带一路”非常重要的基础平台，因为“一带一路”会涉及到双边甚至多边，你首先资金融通和汇率融通和交往的概念就要融进去。这样走出去的效果和走出去的风险控制才能有效地去把握。这一点应该是在我们理解外汇管理的条约条款和我们整个监管体制和机制上，还是要有一个精准度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不是跟着市场的风潮或者潮流舆论导向去评论政策的监管是否得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