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投资来源于高储蓄

我国从过去储蓄率很低、储蓄资源不足过渡到储蓄资源丰富，储蓄率提高非常快，为高投资奠定了基础。

政治投资容易造成重复建设

重复建设、投资效率低以及投资的腐败问题，实际上跟我们的投资体制有关，投资体制审批制，政治投资为主，就很容易造成面子工程、重复建设。

要相信市场

不能通过简单的主观行政性去判断哪些行业过剩，哪些行业应该调整，哪些企业应该保留。

徐诺金：我们对高投资误解太大

我一直把中国的高储蓄看成优势，由高储蓄所支撑的高投资看成是难得的机遇。

Q

和讯网

我知道您刚刚作为新供给经济学人的一员出了一本《中国优势》的书，我想知道您是怎么看待中国的优势的？

A

徐诺金

这本书主要谈得是怎么看待中国的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问题，这“三高”目前在我国主流经济学里都把它看作是问题，而我是从另一个角度对这“三高”中国目前特殊的发展阶段来分析和认识的。中国的高储蓄源自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红利和人口红利的天然结合，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遇。中国的高储蓄不是自来就有的，改革开放前十年，中国的储蓄率非常低，那时候是高消费。那时候我们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储蓄的不够，所以通过改革开放大量引进外资来补充国内储蓄的不足，通过引进外资来扩大我们的投资来源，加快经济建设。

通过大概前二十年左右时间，我们国家从过去储蓄率很低、储蓄资源不足过渡到一个储蓄资源丰富，储蓄率提高非常快的时期，也为我们高投资奠定了基础。那时候投资率比较高。正是因为我们有条件来提高投资率，所以为经济加快发展也创造了条件。高投资为我们那时候形成一种以投资驱动为主的经济发展阶段创造了条件，经济获得了快速的发展。所以中国经济前三十年，之所以能够平均10%以上的速度在增长，大大高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也高于相同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高投资的驱动。

中国天然形成了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这么一个快速发展的“三高”的时期，构成中国独有的优势，这三者相互之间的支持为这些年来国力的上升，人民群众生活条件的改善就造成了一个很好的条件。所以我一直把中国的高储蓄看成优势，由高储蓄所支撑的高投资看成是难得的机遇，把我们经济的高速增长看成是由高储蓄、高投资所天然形成的一个难得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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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诺金：投资体制需要改善

重复建设的问题，投资效率低的问题，投资里的腐败问题，实际上主要跟我们的投资体制有关系。

Q

和讯网

您说的关于投资的效率体制方面的问题，其实也是很多人所关注的，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大家一说投资就想到前几年的四万亿计划，而四万亿计划感觉全部都是政府投资为主，就产生了很多不太好的后果。怎么能避免再走这样的覆辙？

A

徐诺金

我们现在对过去投资领域的问题，比如说重复建设的问题，投资效率低的问题，投资里的腐败问题，实际上主要跟我们的投资体制有关系，投资体制审批制，政治投资为主，所以这种方式就很容易造成面子工程、重复建设，这里面怎么改变、改革我们的投资体制，投资主体怎么多元化，投资的决策怎么样市场来决策，公共工程建设怎么样去完善？我们需要监督体制，科学的论证体制等等。把我们的发展眼光放长一点，把投资的规划安排考虑的周全一点，这是提高投资效率需要考虑的问题。

投资不同于消费。投资一般来说周期比较长，金额比较大，所以对环境要求要稳定，不是说这个东西放下去就很见效的，一般来说投资周期短则三五年，长则三五十年。从投资效率来说，不能把它作为一个简单的刺激政策，说现在经济不行了，然后就通过一夜之间四万亿、四十万亿，丢进去，第二天早晨就能够见效，或者半年之内就见效，这是不行的。

四万亿投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现在总结起来，就是当时我们投得太急、太快了，降低了标准，想通过突击性花钱的办法，一下子把经济刺激起来，这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从经济规律来看，投资一般来说要有长期的战略。我觉得投资的最大问题还是我们对投资的认识不足，对投资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规律性认识不足，很多政策环境不稳定，宏观调控来的时候，很容易形成政策的变化，过去是鼓励的，现在变成抑制了，政策环境一变，很多投资就半途而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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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诺金：化解产能过剩应采用市场的办法

我们不能通过简单的主观行政性去判断，只能更多的应该相信市场，通过市场来调整。

Q

和讯网

我们国家确实出现了很多生产过剩的情况，比如钢铁，电解铝等等，而且这些行业的销售确实出现了很大困难，您对这一观点如何看？是不是投资造成的？

A

徐诺金

我们现在这些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大概是78%、79%左右，经济增速大概是5%、6%左右。就是说十个百分点的产能利用率大概换一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果我们经济增长速度稳定在7%以上，比如说8%左右的水平，产能利用率就可以提升到80%多，84%、85%左右，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增长空间。这些行业的过剩不是绝对过剩，而是相对过剩。 恰恰就是相对过剩的行业，又是跟投资密切相关的，如果我们的投资能够稳定在过去的20%--25%左右的水平，这些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大概可以提升到85%左右。也就是说，我认为这些行业的产能过剩恰恰反映了现在经济增长的问题，就是说经济增长速度还应该往上回升一点，潜力提升到8%左右。

我们现在经济增长下行压力比较大，为什么大？就是我们投资下降比较快，一些投资率能够回升一点、稳定一点，我觉得这些产能都会得到充分的利用。再就是我们过去还总是以一种行政性的判断来断定哪些行业过剩，哪些行业不足，行政性来进行产能过剩的调整。实际上市场实际发展的结果，越是控制的这些行业，产能越没有得到控制。

这实际上反映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可能这些行业还是有钱可赚。如果是一个理性的市场主体，没钱可赚的行业谁去投资呢？他愿意投资的地方可能就是利润高的地方。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就只能说明这些投资主体不理性。那么谁会不理性呢？可能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投资主体，比如地方政府、国有企业。他们为什么不理性？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体制改革不到位。所以解决类似所谓产能过剩的问题，不是通过行政性的办法去强制进行产能调整，而是通过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加快对地方政府投资主体的约束，这两种办法去解决。更多的应该相信市场，通过市场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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